英日联盟的影响与俄日战争
英日联盟的影响与俄日战争 (第1/3页)
联盟的超源
俄国人占领满洲及它所带来的一切严重国际后果，必须从更广泛的欧洲强权政治的背景来加以考察。在刚刚进入本世纪时，随着英国执行“光荣的孤立”政策，欧洲在三国同盟（德、奥匈和意大利）和俄法同盟之间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均势。由于这两大阵营之间的竞争造成紧张状态，以及害怕这两个防御性同盟会联合成一个大陆联盟来反对英国，于是强国之间形成了僵持局面，这种形势促使它们把注意力指向亚洲和非洲。从这种观点看，俄国侵占满洲并不仅仅是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孤立事件，而且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严重破坏。尤其是日本，它关心自己在朝鲜和满洲的地位，而美国则担心中国门户开放的前途。英国感到它在北京的影响和在长城以南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另一方面，法国支持俄国前进，德国也暗中鼓励俄国向东扩张，以使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出去。显然，一个国际关系的新世纪展现于世，从而使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东-西方结盟得以形成。
英国处在十字路口。它的“光荣的孤立”政策使它找不到盟友，布尔战争又牵制了二十五万名英国士兵达两年半之久（1899年10月—1902年5月），这暴露出英国防御力量的薄弱和它的孤立政策的危险。为了保护它的帝国和保存它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英国被迫放弃孤立政策，拼命寻找同盟者。最初它选了德国。伦敦曾希望1900年10月的英德协定（它曾保证维持中国现状）会阻止俄国向满洲推进，但德国后来把满洲排除在协定之外，此举显然是为了避免开罪俄国。英国再三企图与德国结盟而未获成功，这便迫使伦敦另找新的同盟者。法国因它在法俄同盟中的地位而不可能追随英国；美国则坚持传统的“不介入同盟”的政策，而且它刚打过西班牙战争，所以它无心在海外进行冒险活动去保卫“门户开放”政策。这样一来，日本就成了唯一可能的新同盟者，而且更吸引人的是它的海军力量和人所共知的仇俄情绪。
1901年，根据英国海军部计算，“中国海域”上的俄法联合海军力量，在战舰数量上以九比四超过英国，但英国若与日本结盟便会使它在战舰数量上以十一比九占上风，而在巡洋舰方面也占有优势：这就无需从它的欧洲舰队调来舰只了。除军事考虑之外，英国人还关切俄国人可能通过他们控制满洲来支配北京，关切俄国的经济影响（通过比利时的资金兴建京汉铁路）渗入长江流域——这里却是传统的英国的利益范围！再有一点使人不安的是，俄国在西藏活动的加强导致达赖喇嘛在1901—1902年派遣了两个使团前往俄国。［1］ 如果不加制止，俄国人的南进可能威胁印度的安全。因此传统的恐惧心理又再次闪现，英国人觉得当务之急是与日本人结成联盟以阻止俄国人前进并维持英国在亚洲的优势。英国是个辽阔的帝国，孤立于欧洲政治之外，现在又面临着俄国人的新威胁，所以它是舍此别无其他办法了。为了阻止日本与俄国可能达成将会严重危害英国在亚洲利益的任何协定，英国与日本驻伦敦公使的谈判进行得很快。
至于日本，自从1895年三国干涉以来，它对俄国一直抱有强烈的敌对情绪。与英国这个最重要的西方大国结盟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这将顿时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意味着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时代的来临，而且可以用这作为对付俄国的一面有效的盾牌。由首相桂太郎（山县有朋的一位门生）、外相加藤高明及其继任小村寿太郎、驻英国公使林董领导的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坚决赞成这一行动方针，而他们又有政界元老山县、西乡从道和
松方正义的支持。但是，颇有影响的前首相和政界元老伊藤博文则怀疑英国在抛弃传统孤立政策方面的诚意，并害怕日英结盟会使日本在对俄作战中充当先锋（他认为这对他的国家来说是力难胜任的）。所以他宁愿与俄国修好，因为朝鲜与满洲的问题主要关系到日本与俄国，并不涉及英国。他的论点得到另一位元老井上馨的同情，但是山县和他的军事集团认为，与俄国修好只能是暂时之策，而势所必然的是日本必须为争夺在朝鲜和满洲的霸权而与它作战。不用说，日本领导层在外交事务中的对立观点是与国内政治的倾轧有关的：伊藤想阻止军界支配国家事务，军界则不愿让伊藤有机会重新秉政。
由于伊藤反对内阁的立场，所以桂太郎讨厌伊藤。桂太郎急于除掉他的政敌，而在1901年10月恰好出现了这个机会：当时上值耶鲁大学二百周年校庆，伊藤应邀前去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事毕之后，伊藤在井上的鼓励下，前往欧洲企图以私人身分访问俄国，倡议谈判。在伊藤出国时，桂太郎命令林董在伦敦尽快进行结盟谈判。当伊藤到达巴黎时，林董也带了结盟草约露面了。伊藤十分沮丧，甚至想回国；但最后还是决定按计划前往俄国。他要求林董在伦敦的活动稍事拖延。但他在柏林时接到东京传来的消息，说结盟的谈判已进展得使日本无后退余地。但伊藤没有畏缩，仍继续他的俄国旅行。到达俄国后，他提议：（1）互相保证朝鲜的独立；（2）双方约定，不得出于战略目的使用自己的领土反对对方；（3）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权自由行动，日本则承认俄国在满洲拥有最高利益。俄国政府不愿接受这些条件。它不同意日本可在朝鲜自由行动，但却坚持俄国在满洲及中国其他地方有行动的自由。［2］ 伊藤离开俄国时并未达成协议，但他仍未放弃日俄修好的思想。他在回国途中在柏林打电报给东京，再次警告说英国不可靠，并建议在进一步与俄国谈判之前应对盟约签署再事拖延。然而，内阁无意冒险丧失与英国确有把握的结盟去换取与俄国和解的不可靠的机会。1901年12月在枢密院的建议下，天皇批准了英日联盟。伊藤很得体地接受了这一决定，但竭力主张不要利用这个联盟对抗俄国，而要用它对俄国施加压力，以便达成以“满韩交换”的原则为基础的协定：日本同意俄国在满洲的支配地位，与此相对应，俄国则承认日本支配朝鲜。简言之，这就是“满韩交换”。
1902年1月30日，英日盟约正式签订。在前言中，缔约双方要求通过维护中国与朝鲜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一切国家在此两国机会均等，来维持东亚的现状和全面和平。缔约国声明，在满洲和朝鲜受到外国侵略或国内骚乱的威胁时，它们应采取必要手段以保护双方在此两国之利益。它们保证，如果一方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同意用它们的影响阻止其他列强加入战争；但如果其他某一国家加入反对一缔约国的战争，另一缔约国应给予援助。这样一来，日本便可以放手对俄国作战；如果法国要插手援助俄国，英国就要援助日本。
英日联盟的影响
俄国和法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扩大俄法同盟的范围，使之适用于东亚，但这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美国同情日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认为日本是门户开放和中国领土完整的一个保卫者，甚至把日本完全控制朝鲜看作是符合东亚和平的最大利益。［3］ 他认为中国人软弱无能，头脑不清醒，易被强者欺凌，日本人则是东方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的象征。“要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同种，是多么荒唐可笑啊！”［4］ 罗斯福总统指望日本来阻止俄国人在满洲的扩张，并且满意地看到它的地位因与英国的联合而加强了。
中国的反应是宽慰、羞辱和恐惧，真是百感交集。最初是感到宽慰，因为联盟直接反对俄国，有利于维护中国和朝鲜。接着是感到羞辱，因为由外国人约定来保证它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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