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无产阶级的产生
半无产阶级的产生 (第2/3页)
制穷人的行踪了。小说家鲁迅最尖刻地给我们描绘了几百万挤在中国城乡而常年求乞的可怜人。他通过阿Q的性格作了这样的描写：生计艰难的阿Q有时出于城乡人们的怜悯，有时出于他们残酷的蔑视，到处受嘲弄和侮辱。［6］
这些不堪一击的人们——从农村日工、苦力、游民、乞丐、最后直到土匪——都很容易成为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因此鸦片、赌博和卖淫盛行。［7］ 但是，城乡贫民也向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提供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军。高度活跃于沿江各省的哥老会所吸收的大部分成员，就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工匠、太平军之乱后被遣散的散兵游勇、苦力、因交通改进而赋闲的船夫等等；三合会则主要是吸收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8］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抱有政治和社会宗旨的会党超过只具有宗教性质的教门，这似乎是与失业游民和社会的被遗弃者的人数增加直接有关，因为会党对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支持。［9］
因此，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底层的特点勿宁说是生活不稳定和朝不保夕，而不是在继续发展。其总的结果似乎是使得各个集团和各家各户的处境都每下愈况，使得保持平民百姓正常生活的传统结构趋于崩溃，并且使得那些结构所提供的一定经济保障也遭到破坏。
诚然，一般老百姓的前景并非全是暗淡的。在象中国这样幅员广阔而又情况复杂多变的国度，有许多白手起家而发财致富的例子；有从普通苦力变成百万富翁的例子，如叶成忠；有设法把日子过得很好的勤劳机灵的农民的例子；还有一些保持繁荣安宁的地区的例子。同另一些比较富裕的中间等级的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和其他经纪人一起，平民中也有些人上升到了现代上层社会。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还是由拥有少量土地、有正常职业的农民组成。这些人也有个别流动的现象（只是未经研究，我们还不能比较其比例是否比过去为高）；在许多地方，这类农民的生活资料正在减少，如山东和直隶，一个县的平均耕地面积从1870至1910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到五十；［10］ 在某些地区，他们在全体人口中的相对重要性随着他们人数的减少而有所降低。但是在这类农民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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