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
西藏 (第1/3页)
西藏不同于满洲、蒙古和新疆而享有相当程度的独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路程遥远险阻之故。在1800年之际西藏政府顽强地采取闭关自守政策，但这种自我孤立并非西藏在此以前的历史的特点。的确，有人认为“十九世纪才是西藏真正可以称为‘禁地’的唯一时期”。［1］
在1800年，全部菩提亚人口（即西藏本土的藏民和所有其他地方的藏民）大约不超过六百万，而直接归拉萨政府管辖的人 口一定大大低于四百万。［2］ 供养这些人口的经济是以种植和放牧为基础的，这种方式起源于中东的早期文明，但为适应西藏高原的环境而有所改变。西藏的牧区辽阔，然而西藏人口从事农业者却有六分之五左右。这里的政治文化中心总是位于农业区。
青稞能生长在海拔一万四千英尺的地方，是西藏的主要农作物，也是人们的主食。此外种植的还有荞麦、豆类、萝卜和芥子；在低海拔地方也种植小麦、水果（杏、桃、梨）和核桃。只有锡金、不丹和康区南部某些地势较低的地方种植水稻。水利灌溉是必需的，因为高山阻挡了主要农业谷地的降雨，因而雨量不足。土地所有者从拉萨政府领得土地，协助政府维护水渠系统，农民则根据其财产的多寡提供劳动力。灌溉良好的土地几乎可以连续耕种。
所有菩提亚人都说藏语，至少信仰三种宗教中的一种，即喇嘛教、本教或伊斯兰教。本教和喇嘛教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二者都进一步与西藏各种宗教传统发生紧密联系，但这些传统又独立于本教和喇嘛教之外。人们对西藏地方文化特点的了解莫过于它的婚姻习俗，贵族和平民都行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包括父子共妻或母女共夫的情况。与几个姐妹或同辈的几个妇女发生非婚性关系的情况也有。这些婚俗通过“容纳大量过剩的妇女”而抵消了一妻多夫制造成的后果。［3］ 当然，在穆斯林当中采用的是伊斯兰婚姻法。
在政治方面，菩提亚人分属几个不同的国家。最西部的是巴尔提斯坦或小西藏（这一称呼有时也包括拉达克）：自十四世纪以来这里就是穆斯林（十二伊玛目派的什叶派）地区，但是也受到努尔巴赫什派的苏菲兄弟会很深的影响。自从佛教在巴尔提斯坦绝迹以来，这个国家就已完全独立，不用其他菩提亚人国家即使是名义上的保护。卡多（斯卡尔杜）、什卡和喀普鲁的统治者都放弃了他们同拉达克早期的地区性联系。人们继续讲巴尔提的藏语方言，藏文已随同旧的宗教一起消失，而有文化的巴尔提人则用波斯文从事写作。
另一个处于西藏政教关系网络之外的菩提亚人国家是拉呼尔，它的统治者为印度的库卢王公。不过这里也还保留了拉呼尔早年曾经是拉达克保护国的残迹，因为拉呼尔的酋长们仍向拉达克王进贡，在某些地方还向他交租。
其余的菩提亚人国家——拉达克、锡金、不丹及康区东部和安多各地区——是拉萨达赖喇嘛的属邦（但不是保护国）：这种关系有的是直接的依附关系，如拉达克、锡金和不丹即是；有的是通过宗教联系的间接依附关系（如安多和康区东部的地方酋长），但宗教联系也有潜在的政治意义。
在这些外围藏族土邦中的最西部是拉达克王国，它的西北为巴尔提斯坦，其方言各不相同。拉达克的首府列城是大商埠，这里的经商者主要是克什米尔人，有商路通往拉萨、羌塘、叶尔羌、克什米尔、旁遮普、库卢和英属印度。国王控制着一些土王、世袭的大臣和酋长，其中如卡吉尔、楚朔、七塘、帕贡和索德等地的尊长是穆斯林，他们的属民也象巴尔提人一样是十二伊玛目派的什叶派。列城地区有大批外国穆斯林商人；每隔三年总是由一位穆斯林商人和一位佛教长老率领拉达克的进贡使团前往拉萨。这些外国穆斯林多半是逊尼派，因此他们显然不反对拉达克的佛教政府在和平时期允许拉达克人私下结成帮伙袭击巴尔提斯坦的什叶派。袭击者按照杀害巴尔提人的多寡而得到土地报偿。［4］ 巴尔提人的反应则是派遣奸细前往帕贡、索德及其周围地区，以求达到“离间列城政府与农民（他们的什叶派教友）之间的感情”的目的。
与西藏其他地方一样，拉达克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是喇嘛教，主要教派是主巴噶举派（它和王室有特殊关系），以及格鲁派，即达赖喇嘛的教派。噶举派的主要寺院在希米斯，拉达克的主要格鲁派喇嘛庙是毕图克庙。
世俗统治者治下的锡金向南延伸到特拉伊丛林区，即所谓磨朗，向北则越过边境深入到西藏本土。雨季时国王居于春丕谷，牧民则按季节或迁居在锡金，或迁居于达赖喇嘛的领土，同时向两个政府纳税服役。有十四支菩提亚人（王族即其一）是十六世纪从康区迁来锡金的，现在已经控制了主要由列普恰人组成的当地土著。在理论上，而且仅仅是在理论上，国王具有绝对权威，可以随意重新分配菩提亚人各支酋长的领地。这里的菩提亚人和列普恰人都是佛教徒，主要的教派是宁玛派，主要寺院贝米翁齐，只许可纯藏族血统者当喇嘛。噶举派的分支噶玛派在锡金也有三处寺院。
不丹是一个宗教国家，在某些方面同达赖喇嘛的国家相似，但不丹的教派是噶举派的支派主巴派，全国实际上都奉它的香火。全国没有别的教派的寺院。政府的名义首领是肖仲仁波且活佛，是一位宗教领袖，通称为法王：他是十一世纪印度怛特罗大师那若巴的化身，又是噶举派创建者的师尊。宗教体制控制着不丹社会，到处是寺院，甚至世俗官员也要保持独身而与其家庭分居，当了高官还要完全抛弃家庭。不丹的世俗事务由一位世俗行政长官负责，称为德卜王，他是由六省省长和其他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任命的。官员们的职位一般都视包税条件而定。山区的菩提亚人垄断了所有要津，只有某些有特权的家族才能担任高级官员。地处低洼平原的不丹人（噶特人）中的印度居民从事农业，或者为高原的菩提亚人充当仆役和奴隶。
康区东部在十八世纪为清政府所吞并，其地由世袭土司管理，受四川总督节制，不过，每年还要到打箭炉向达赖喇嘛照付五千两税款。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仍然得到康区东部僧俗领袖人物若明若暗的承认，但是不应忘记，在西藏人的心目中，宗教与政治忠诚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即使在靠近中国本土的康区极东部，清朝的控制也不容易维持，尤其是在金川（嘉戎），当地的本教势力比在西藏许多地方都大，那里的人民说的藏语根本不同于西藏本土的方言。
被清朝合并的安多称为青海，蒙语称库库淖尔（蓝湖），因它的最北部有一大湖名为青海湖。这里归中国甘肃省管辖，居民有藏人（称唐古特，汉语称西番）、厄鲁特蒙古人，还有几个较小的土著部落和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当地人由当地的首领统治，归清朝驻西宁的办事大臣节制；西宁办事大臣还管辖西南部的囊谦地区，虽然西藏人仍认为囊谦是康区的一部分。虽然安多由清朝直接管辖，达赖喇嘛依然在这里派有代表管理贸易和当地寺院，而且有证据表明，至少有些人还向拉萨纳税。［5］ 畜牧业比农业更占优势，典型的乡村风光是：藏族牧民住在类似中东黑帐篷的帐篷里，厄鲁特蒙古人的帐篷则是突厥蒙古式的圆顶毡帐。在土著牧民中，清朝法律的执行比较松弛。在1807年，为了镇压康区邻近地区的两位果洛部牧民首领，清朝派出了八千军队， 同时达赖喇嘛政府也派来一支军队。尽管康区归清朝管辖，西藏军还是在这里呆了两年，以平息这些部落民。
在青海东北端的湟中，有一个操蒙古语、藏语、突厥语和汉语的民族，叫做蒙古勒族（土族）。他们信仰喇嘛教和萨满教，但他们的萨满教掺杂着中国的道教。还有一支操突厥语的穆斯林撒拉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纳赫什班迪教派和马明心的新教对他们的影响似乎相当大。当地的中国穆斯林也是如此，他们在青海的商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清朝对新教是禁止的，西宁的官员在1789年粉碎过一小撮新教教徒制造的骚乱，［6］ 但是政府并未能成功地禁绝这个运动。伊斯兰教继续有所发展，穆斯林的数目不断增加。不过，占统治地位的还是西藏佛教，特别是格鲁派。格鲁派的两大寺院，即塔尔寺和拉卜楞寺，拥有大量财产，统治着大批农牧民。
达赖喇嘛的国度（西藏本土）由四大地区组成：康区西部；包括卫藏在内的中部各省；阿里；以及大部分空无人烟的北部草原，即羌塘。达赖喇嘛还宣称阿萨姆杜瓦尔斯为其所有，这是一条东西向的狭长低地，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约三十英里。统治康区西部的是僧侣集团、世俗王公和达赖喇嘛任命的官员，他们都直接听命于拉萨政府。阿里地区早年曾处于拉达克的保护之下，此时是一片草原；羌塘则几乎全是草原。卫区包括拉萨，藏区包括日喀则和江孜等重要城市，这两区主要从事农业，就跟在政治上依附于卫藏的较小省份工布和塔布一样。这些农业省份的主要河流是东流的雅鲁藏布江，此江往南流入阿萨姆，然后又向西流成为布拉马普特拉河。
西藏本土的世俗和精神统治者都是达赖喇嘛，他是格鲁派的首领。达赖的坐床处是拉萨的布达拉宫，人们相信他是活佛。达赖喇嘛未成年时往往由摄政行使西藏国家首脑的大权，在十九世纪，政权都由摄政把持，达赖只是偶尔掌权，时间也非常短。八世达赖喇嘛死于1804年，终年四十六岁。他对政治就很淡薄，一切听由摄政处理。九世达赖死于1815年，十世达赖死于1837年，十一世达赖死于1855年，十二世达赖死于1875年。
到十九世纪之初，达赖喇嘛政府在清朝支持下已把西藏的世袭地方首领完成了完全官僚化的贵族。清朝曾试图迫使西藏政府允许平民为官和实行军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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