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第3/3页)
了。和珅时期腐化的后果在地方上能最明显地感觉到，因为州、县长官在这里承担了收税和维持秩序的最后责任。因上级压力造成的盗用公款、繁杂的诉讼问题、以及个人对镇压叛乱所负的责任——这就使得许多学者不愿负起这一切义务来换取官职上的特权。相反地，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各省高级官员的私人班子（“幕府”）中担任助手（“幕友”）。
“幕府”是明末的一种制度，在清代变得重要起来了。［7］ 组成它的“幕友”都是些法律、财政和文字方面的专家，他们被省一级 官僚雇佣为非官方的顾问。“幕友”由他们的东家官员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付薪水，并且得随东家的调动而去新任所。随着官员在省一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重，“幕友”的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十八世纪末，这些助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七千五百人。［8］ 虽然没有可靠的调查统计数字，但可以假定他们的人数在十九世纪继续有所增长，这部分地是由于当时的行政危机，由于国内秩序混乱和西方的入侵，由于太平军叛乱时期及其以后的时期省一级政府承担了新增加的财政、军事与商业责任之后，不得不对地方官员提出过多的要求而造成的。关于这些年代“幕友”在制订政策中的决定性的作用，突出地表现在魏源及其同时代的包世臣这样一些有名的助手身上，他们在盐务、漕运、边疆防务、河道治理和地方吏治方面都研究过并提出了改革方案。他们工作的重要性不仅可以从他们兴趣的广泛上看出来，也可以从他们活动的范围中看出来。
［1］ 这件逸事载裘匡庐的《清代轶闻》中的《名人逸事，上》，第8—10页。关于曹振镛的性格，见姚永朴：《旧闻随笔》，卷1第10页。关于曹振镛的传记，见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第739—740页。
［2］ 据说，曹振镛应对著名的举子俞正燮在1833年会试中的落选负责。这一事件记载在俞正燮的传记中，传记收在他的文集《癸巳类稿》中，载《安徽丛书》，卷7第9—18册。
［3］ 见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0，补遗，第8页。载《洪北江先生遗集》，卷1。
［4］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2第887页。穆彰阿的禁脔是通商口岸的关税收入（1842年以后）和河道总督的税收。据说他控制了翰林院所有外放的差事。在朝廷里，他被公认为是王鼎（1842年死）及其继任者祁寯藻这两位军机大臣的政敌。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63页；又见欧阳绍熙：《清谭》，卷5第12—13页。
［5］ 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第216页。
［6］ 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14—20页。
［7］ 缪全吉：《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长原因》，载《思与言》，卷5第3期（1967年9月）。又见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143—144页；弗尔索姆：《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第41—47页；以及波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23—24页。
［8］ 瓦特：《中华帝国末年的县官》，第56、266页（注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