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事业和旧制度
传教事业和旧制度 (第2/3页)
文尔雅的外表下面，几乎只有狡诈、愚昧、野蛮、粗野、傲慢和对任何外国事物的根深蒂固的仇恨。”［9］ 十九世纪在 中国没有几个传教士认为这种评述是太过分了。
一旦把传教士对绅士的敌视与绅士对传教士的怨恨摆在一起来看，人们对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出现的文化冲突的深度和强度便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人认为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徒——是受物质利益的驱使的，传教士则反唇相讥，认为中国人陷入了世俗尘网之中而不能自拔。传教士认为中国人迷信，中国人则对传教士最钟爱的信仰采取疑而不信的态度。每一方对另一方都感到莫测高深。每一方认为另一方属于低级文明。实际上很难设想不发生更激烈的思想交锋。
传教士除了向绅士是否有资格在文化和道德方面居于领导地位这一问题提出挑战以外，他们在1860年以后还对绅士历来把持社会领导权的情况构成了直接威胁。构成威胁的方法多得不可胜数，这里仅举其数端。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士，经常打扮成儒家文人学者。除绅士以外，在地方上只有他们才被准许和官方平等来往（根据条约）。传教士开设孤儿院，从事救灾，这些社会义务按习俗本来是由绅士担任的（如果他们要担任的话）。他们在内地享有治外法权，使他们甚至比绅士阶级更不受治于中国法律。
具体侵犯绅士传统特权的最重要一点也许是这一简单事实：传教士也在为人师表。他受过教育，最低限度也能读能写，因为这些本事如果说不是绅士所专有，无疑也是绅士阶级最具特色的属性之一。传教士也开办学校，从而在真理问题上唱对台戏。他在公开场合宣讲这些真理。特别是新教徒，还撰写和散发大量著作。一位新传教士领袖恰当地概述了这件事对有教养的中国人所起的影响，他说：
“这不能不触怒他们。布道会使他们受辱，因为你这样做时就处在老师的地位上。发行宗教书籍或科学书籍也会使他们受辱，因为你这 样做时也就认定中国并未保有全部真理和知识……提倡发展点什么吧，也会使他们感到侮辱，因为这是暗示中国并未达到文明的顶点，而你却站得比他们更高。”［10］
传教士和老百姓
虽然中国有教养的阶级的敌意（哪怕对其起因不甚了了）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传教士认为，数目多得惊人的没有文化的群众心地却象白纸一样洁净：他们安定，有可塑性，能接受基督教信仰。杨笃信在谈到普通老百姓的时候，为大多数人进行过辩护：“总的来说，这些人温和、勤劳、不怀恶意。说到与外国人的关系，在我看来，老百姓是不招惹外国人的，除非他们的上司挑起敌意和仇恨。要说他们是喜欢我们，或者愿意和我们交往，未免有些过份；但要说他们对我们怀有敌意，这也离谱甚远。”［11］
这样乐观地描述中国群众，在心理上无疑是必要的，因为传教士决不能接受“老百姓”会自动厌弃他们的说法。但是这种描述不见得符合事实。虽然大多数皈依者确是来自老百姓，但是压倒多数的老百姓确实也不愿意和外来宗教发生任何关系。此外，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老百姓公然敌视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的行动在全中国均有案可查，而这种敌对行为不全是他们的“上司”挑拨的结果。
老百姓害怕和敌视外国人的原因不一而足。有时其起因不过是一时一地之事。例如，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湘赣地区许多人把天主教和太平军的基督教等同起来，认为天主教传教士暗地里勾结叛乱分子。虽然在经历过和叛乱分子长期与剧烈斗争的湖南、江西等地容易产生这种畏惧心理，但是在清帝国其他地区，这种畏惧心理却远没有那么明显。
民众厌恶传教士和中国皈依者的另一些原因则更为普遍。它们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即一类是对社会和经济的不满，一类是由文化、种族和迷信等恐惧引起的变态心理状态（这也可以大致归之为排外情绪）。前一类原因是直接或间接地由体现在天津与北京条约中新的法律安排引起的。后一类原因虽然在1860年以后变本加厉，但主要是非政治因素造成的，而且在条约时代以前好几十年就已经起着作用。［12］
引起民众不满的一个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后许多中国教徒所表现的傲慢的甚至是肆无忌惮的行为。据报道，有些中国教徒穿着西装，坐轿子招摇过市，因教堂事务而闯入衙门，或者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作出偏袒基督徒而压制非基督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
传教士有力地插手于中国教徒的诉讼案件，除助长社会的不和以外，也是造成败诉一方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另外一些经济上的不满更普遍地存在于居民中间。在反基督教徒暴乱以后，非基督徒平民常常必须支付传教士强行勒索的赔款。［13］ 一旦基督教 徒由于宗教原因不再为“敬神”的节日和仪式捐款，非教徒平民还必须分担更多的费用。这种愤懑情绪司空见惯，而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人民来说，增摊的费用可能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中国籍的天主教商人掌握地方经济重要命脉的地方，不时暴露出潜在的更加爆炸性的经济不满。当这样的地区（例如1886年夏季的重庆）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时，当地居民几乎必然把他们遭受苦难的愤怒锋芒指向天主教徒众。
民众反基督教情绪的社会和经济根源，常常由于各种更愚昧、更荒谬的力量而变得火上加油。这类力量之一就是当时传教士所说的“迷信”。例如普通中国人认为，为了保障或恢复地方上的幸福，不许冒犯“神灵”。因此，每当传教士设立新的建筑物，在高度、地势或方位上都故意无视当地风水时，或者中国教徒在干旱季节拒不参加求雨典礼时，非教徒居民便深为不安。
基督徒奇异的风俗习惯是使中国民众疑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新教传教士之应用现代医术（天主教传教士在这方面不如此之甚），还有某些天主教的教规，例如忏悔、临终涂油的圣礼以及为临死婴儿施洗的仪式，在中国文化中便没有相应的东西；而基督教之反对祖先崇拜，则是公然向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价值挑战。这样，基督教必然会被误解，人们也必然会把最凶恶的动机算到传教的帐上。
最后，民众的敌对行动还有一种更荒谬的原因，即愚昧而强烈的种族偏见。我认为，只要细心研究就会发现，这种偏见双方都普遍存在。（驻台湾的一位加拿大传教士不同寻常地与自己教会里的一个中国女士结婚时，引起了其他传教士的强烈非议。）不过这种偏见在中国人中间尤其厉害。因为，西洋人的古怪行为和相貌使得他们在中国人中间很显眼，同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又与西洋人之间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个人来往。他们把西洋人作为整体来看待，而不知道他们也是一个一个的人。因此就可能相信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而在某些人身上看到的可疑行为很容易以偏概全，以为他们人人有份。只要西洋人仅仅被认为是不开化但又可以教化的野蛮人时，他们便能得到同情和帮助。但是，一旦他们被看成是野兽和魔鬼（不是人，或比人更坏）时，他们便不可救药。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驱逐出境。
旧制度的反应：反基督教的暴力行动
由于传教士及其追随者引起的疑惧和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冲突极为普遍。从1860至1900年这四十年间，发生了需要通过最高级外交途径来处理的数百起重大事件或骚乱，至于地方上不难了结的案件则有数千起之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冀东一个天主教传教士报告说，有一年他的工作被二百多起较轻的“迫害”事件所打乱。）其次，除这类事件以外，有时候清帝国一些主要地区充斥着煽动性的反基督教小册子、标语［14］ 和传单，这在某些情况下看来是对传教士挑起的文字论战的反应。
清末反基督教的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一般性的，典型的形式为“檄文”、标语和小册子，其目的在于造成强烈仇视和嫌恶的气氛。据推测这类作品可能出自文人学士之手，它们利用最淫荡和最没有人性的罪名来指控，例如说牧师们为了神秘的炼丹术目的而残害怀孕的妇女或挖掉濒死的中国教徒的眼珠；利用密室忏悔之机来强奸中国妇女；外国人（连类而及还有被认为是着了魔的中国教徒）被他们的妻子戴上绿帽子，与他们的父亲和兄弟鸡奸，与他们的母亲和姊妹发生乱伦关系。这种不可思议而用心罗织的说法和没完没了的重复，颇能使人信以为真，于是绘声绘影的反基督教民间传说便甚嚣尘上。
这类抨击文小册子中有一本名叫《辟邪纪实》，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起流行得特别广泛。至少有三个省的中国官员禁止过这本小册子，下述摘录生动地说明了它的煽动性质：
“所有出生三个月的[基督教徒的]婴儿，不论男女，肛门都塞以空心小管，而于晚上取出。他们称这为‘固定生命力要素之术’。这使肛门扩大，长大时便于鸡奸。每年春夏之交，男孩子们弄到妇女的月经排泄物抹在脸上，去教堂做礼拜。他们把这叫做‘在向上帝致敬以前，先把脸洗干净，以此为礼拜上帝最虔诚的仪式之一。父子、兄弟的行为互相放荡不羁，他们把这叫做‘生命力的结合’。而且他们还说，如果不这样做，父子兄弟将会互相疏远。所有这类事情是不胜枚举的。令人难于相信的是，我们中国也有人信奉他们的宗教。他们不是比禽兽还不如么？”［15］
第二类反基督教作品非常简单，通常为匿名揭贴形式，是把前一类作品中的内容用到具体情况中去，并且能做到非常有力地煽动群众起来行动。有些这类作品指名道姓地提到传教士的名字；另一些则指出具体的地点。许多作品还指导怎样进行一些破坏活动。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散发这些揭贴都是利用特殊时机进行的，最常见者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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