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权力的瓦解
中央权力的瓦解 (第3/3页)
末，他是浙江沿海及其相邻海面上的地区性领袖。他的水军进入了长江口去攻打张士诚。他曾迫使张士诚在1357年末决定投降元朝，后来几年之内尽管他们彼此不和，但他的船只还是把张士诚的粮食运送到了大都。
关于方国珍生平的记载至此为止似乎和对于张士诚的叙述没有两样。但是，方国珍却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缺少像张士诚那样的妄自尊大；这种妄自尊大使张士诚自己称王并且角逐帝位。另一方面，他更加注意他自己的利益。他在岸上的根据地在他的眼里未被看成是一个早期的国家；他之所以要支配，甚至要治理这三个府，是因为它们对他的海上活动极为重要。他在运用外交方式上比张士诚更加严肃慎重，也更加讲究技巧。他的使节经常往返于大都、南京和杭州，带着丰厚的礼物和传送他的文人助手们所撰写的构思巧妙的外交文书。他甚至早在1359年就向朱元璋送了一个儿子去作为人质，朱元璋对他的先见之明很欣赏。但是在下一轮交往中，他狡猾地避开了拥戴朱元璋的问题，而且使朱元璋懊恼的是他继续使用元朝正朔。当朱元璋的使节在1360年返回南京报告方国珍闪烁其词的态度时，朱元璋回答道：“姑置之，待我克苏州后，欲奉正朔，晚矣。”
1367年末，朱元璋的军队乘新近战胜张士诚之余威，逐渐迫近了方国珍的领土。方国珍也可能设法以优惠条件投降，这部分地是因为他的庞大的水军和小而精锐的陆军是朱元璋要征服东南沿海进行闪击战时所急切需要的力量。方国珍于1368年被送往南京。他受到朱元璋的优遇，也可能后者认为在新朝开国者改元之初年应该格外宽宏大量。除此之外，方国珍是在14世纪50年代末最早承认朱元璋为新星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从未攻击过朱元璋，也从未决然反抗过他。官职、军衔和钱财都封赏给了他和他的家属。他被留在南京，直到1374年寿终正寝。
由此可见，方国珍充分利用了他的特殊资产——即他的航海和组织技术，改变了他的社会地位，使之超出了他的海盗-土匪出身。他在群雄逐鹿和新王朝创建的战乱中变成了一个地区性领袖和一支独立的力量。当张士诚挥霍他的巨大本钱时，方国珍可以说是在小得多的本钱上充分取得了报偿。
秘密教派运动
就我们所知，广大的红巾军叛乱最初在14世纪30年代出现于江西和湖南，在十多年内它遍及半个中国。它和19世纪同样广泛的太平军叛乱不一样；太平军运动产生于一个地方，产生了一个统一的领导集团，然后用武力从产生地出发扩大到许多省份，像一阵猛烈的风暴横扫沿途的一切。反之，红巾军教义的发起人却是暗中在几个省活动，特别是在那些受饥馑和时疫流行的地方展开活动。他们的宗教教义自发地形成了拥有广大徒众的许多地方教派。这些教派的宗教活动，特别是他们一些可疑的（但或许不是属于狂欢性质的）夜间聚会集合男女来烧香磕头和礼拜弥勒佛这个弥赛亚式的救星的活动，被政府和社会精英阶层视为异端和危害社会的行为。这就迫使他们采用搞密谋的、地下的组织的形式。有各种政治目的的领袖们都等待着有这样的发展。他们现在能够接管这些形式，并把它们变成达到他们目的的媒介。由此可知，红巾军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头领导的运动，它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发展了强烈的地方色彩。
最后它们终于发展成为叛乱中广泛组织起来的两大翼。我们称之为南方或西方的红巾军最初是以湖北南部为中心。他们从这个基地发展，逐渐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地区。另一翼称为北方（或东方）红巾军叛乱，是以今安徽省淮河流域为中心。这个运动向东发展，然后进入河北南部、山东以及江苏北部，并向西蔓延到河南。这两支叛乱主力军共同信仰一个教义，但缺乏组织上的统一；最后它们甚至彼此火并起来。比如北翼的支派朱元璋便与南翼的分支陈友谅发生了冲突。
另外，在每一翼内部都有一些独立的集团，它们都保留了鲜明的地方色彩，彼此也常常搞敌对行动。因此，红巾军运动这种现象是很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它们的有些分支与众不同，最后竟然能成为独立的教派运动，像四川的明玉珍那样。但是，也有另外一些受教义影响的叛乱活动和地方起义似乎各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渊源。它们大多数已默默无闻，部分地是因为一般说来既不同情民间宗教、又不同情叛乱的传统的历史学家喜欢把红巾军标签不加区分地给它们到处乱贴一气（甚至有些非教派叛乱也贴上了这种标签）。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那些真正属于红巾军信史的大规模而重要的运动。这一小节所使用的广义的“教派运动”标题，其意在于提醒人们，红巾军不是14世纪活跃于中国舞台上唯一的秘密教派叛乱者。
中国历史学家们近些年来在14世纪的大规模民间叛乱中搜寻着一位民间英雄，他们从历史的边缘恢复了一个模糊不清的人物，说他曾经创立了红巾军运动并领导了它的军队。此人就是彭莹玉，一个和尚，袁州（在今江西，邻近湖南边境）人，据说他把白莲教内有几世纪之久的弥勒佛崇拜变成了强大的有社会行动能力的运动。［12］ 作为社会史来说，不管这种说法怎样牵强，它对元代末年这一流产的阶级战争如此紧紧地寻根究底，终于发掘出了关于红巾军叛乱的有价值的新材料。彭莹玉本人是否真正负责过把民间宗教的各种成份连结在一起和把一个统一的教义扩散到从长江中游直至安徽的几个省份去，这依然不很清楚，但是，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发生了。
彭莹玉作为袁州一次起义的一个教义上的领袖最初出现在1338年。在这一次，一位叛乱领袖周子旺南面称王；他马上被地区当局所拘押，并被处以极刑。彭莹玉向北逃往淮河沿岸和黄河下游的地区，据说他藏在一些贫民家中有几年，并且在那里传布弥勒佛即将降世的教义：弥勒佛乃财富之佛和大明王，他将要给受苦受难的世界带来千年至福。［13］ 从1340年起，淮河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红巾军的教义。仅在1341年，湖南、湖北、山东和河北南部据报有三百多个地方“贫苦农民蜂起为盗”。［14］ 往后的十年是动荡的十年，特别是在长江中游和淮河流域红巾军正在得势的两个地区更形动荡不安。
1351年，从贫苦农民中征发民工15万人从事一项大工程，即使黄河改道并重开大运河；这两条河流在山东西部相交叉。（这是水利专家、将军和总督贾鲁在工程上的伟大胜利。）韩山童很久以来就是栾城（今河北东北）秘密教派的领袖。他的祖父被认为是白莲教一个秘密教派的领袖，以“烧香惑众”的罪名被流放到河北省的南端。经历了两代人之后，我们看到他的孙子在那里成了红巾军的卓越领袖，据推测其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这个白莲教世家与性质相同而更偏重政治的彭莹玉的教义结合在一起了。韩山童已经有一个政治顾问刘福通；此人后来变成了北翼红巾军叛乱的推动力量。刘福通密谋在黄河工地上的那些胸怀不满和备受折磨的大队民工中招收追随者。他干得很成功。从1351年起可以明显地看出红巾军活动呈爆炸性蔓延之势。韩山童被捕并被处死，但是他的妻子和他的被称为“小明王”的幼子（又被认为宋朝皇帝的后裔）在刘福通的监护下逃脱了。作为这次叛乱的傀儡领袖的保护人，刘福通在今安徽西部的颍州（与河南交界）建立了“首都”，把这里称为红巾军叛乱政府的中心。
南翼红巾军，1351—1363年
就在1351年的夏天，彭莹玉或者他的主要军事追随者邹普胜为新的红巾军叛乱找到了一位傀儡领袖，这个人是个自命不凡的布贩子，他有英雄般的身材和气质，但确实缺乏做领袖的其他品质；此人名徐寿辉。在1348年底到1352年末的几份关于彭莹玉被捕和被处死的报告中，有一份说他在1358年被陈友谅所杀死（详下）。［15］ 所有这些叙述不可能依据当前可资利用的材料予以证实。很难相信他不是拥立徐寿辉为天完帝的权威人物，但是，事实不十分了了。
9月份，邹普胜领导的叛乱分子攻下了湖北南部的蕲水县城，把它定为红巾军王朝——国号天完——的首都，而以那个相貌威武的布贩子做它的皇帝。他们设计了一套新的正朔历法，年号为治平。这个新的叛乱向南方扩张，曾经在1352年一度攻下汉阳及其邻近的汉口和武昌城，但后来被逐出。邹普胜作为叛军军事领袖的地位在1355年被野心大得多的元帅倪文俊所取代；倪文俊在1356年初克复了汉阳，随即把叛军的都城移来此地。这个江汉之交的基地是战略重镇，天完王朝的领土从这里迅速地扩张开来。1357年末，倪文俊密谋杀害徐寿辉，想取代他的地位，但没有成功；结果是，他被整个南方红巾叛军的一个新的军事领袖陈友谅所杀害和取代。在陈友谅的坚强领导下，他们的土地向东扩展到了安徽和江西，向西北进展到了汉水流域。另一名将领明玉珍率叛军进入四川，沿三峡而上一路征战，攻占了重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明玉珍占有了整个四川。
和倪文俊一样，陈友谅也不愿意留在像徐寿辉这样一个无用的傀儡下实际掌权。1360年，他成功刺杀了徐寿辉并取得了他的帝位。他重新把南方红巾军王朝改为汉王朝，年号为大义。他接着立即对南京发动进攻，但受到遏制，旋即折回他的武昌首都——这里与徐寿辉原在汉阳的首都隔江相望。（今天，汉阳、汉口和武昌形成了大武汉三镇）。
在没有悲悯心和永不满足的优秀领导人陈友谅的领导之下，南方红巾军国家迅速发展壮大，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权力。陈友谅无情地向下游扩张，迫近了朱元璋也在发展中的较小的根据地南京，他最后在1360年向朱元璋挑战了。第二年他被打败并被赶出了他的江西根据地，他在1360年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陈友谅调动他由战船组成的庞大的无敌舰队和庞大的陆军，浩浩荡荡开进南昌附近的鄱阳湖，即该湖最南端的正西处。朱元璋从南京带来了他的大部分水军和陆军，经过一个漫长夏天的交战，陈友谅有点意外地被打败了，而且在战斗中被杀死，留下了一个作为继承人的儿子和一个群龙无首的国家。朱元璋此时名义上还属于“小明王”韩林儿的宋王朝这支北翼红巾军的领导；自从刘福通被俘和被处死以后“小明王”即在他的监护之下。朱元璋控制了整个长江水域，从湖北宜昌以西的三峡起直到南京和苏州半道上的常州为止。南翼红巾军已经被消灭了。［16］
四川明玉珍的夏国，1357—1371年
明玉珍已在1357年举着南方红巾军的旗帜进入四川，并从无能的蒙古防军和北翼红巾军残余土匪手中征服了这个富饶而半隔绝的地区。他仍然忠于徐寿辉，拒不承认篡夺者陈友谅。他宣布四川为独立的红巾军王国，国号夏，但受一个有学问者的儒家士大夫刘禛的强烈影响；后者有几年左右了他的政治建制，让它古怪地采用一套古代制度。夏国的历史被人们研究得不多；它的指导精神似乎仍是以佛教为主。明玉珍一直统治到1366年他病死于35岁的时候。他很小心翼翼地治理他的国家，聘用了一些学者给他服务，也赢得了民众的拥戴。但是，他没有能够搞出一套推行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他曾经想征服云南的蒙古领主们，但因人员不足和计划不善而失败。他死后由他的九岁儿子明昇继位。这个政权于是失去了强有力而统一的领导的外貌，被动地苟延残喘，直到1371年它很快地向侵入的明军投降为止。
北翼红巾军叛乱，1351—1367年
关于红巾军的活动，现在必须转而叙述颍州的韩林儿和刘福通在1351年的情况了。和南翼红巾军相比，北翼红巾军运动保留着较强的意识形态内容和对它的傀儡皇帝有更多名义上的依附关系。韩林儿在1355年3月16日于亳州（今安徽西部的亳县）登极为复辟了的宋王朝的皇帝，改元为龙凤。他的北翼叛乱对它的随从的控制也比南翼更有保证。一个似乎说得过去的理由是，该运动的主心骨刘福通一直在意识形态上保留控制达八年之久，彭莹玉则早已在南方的舞台上消失。另一个可能的理由是，这个具有意识形态的象征意义的儿童皇帝一直生活到1367年；它宣布自己为复辟的宋王朝也在老百姓心目中取得了某种合法性和信任感，也使人们感到它是反元运动的重心。南方的红巾军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所提出的主张都比较模糊，同时，对徐寿辉连续预谋的和最后得逞的刺杀所引起的愤世嫉俗情绪导致了变节行为和派系斗争，并进一步削弱了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刘福通没有成为成功的独裁者，他不能给北方红巾军搞一个严密的组织上的大联合。反之，他只能依附于韩林儿有权取得的多种称号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的统一；韩林儿号称宋王朝的继承者、白莲教的第14代领袖、红巾军皇帝以及“小明王”，即不久将再世的弥勒佛的先驱——这弥勒佛乃是强大的佛教和明教民间宗教诸因素的化身。刘福通没有施加强有力的军事控制，只是短暂地取得过军事胜利。1358年6月11日他带兵攻占了开封。从公元960年直到它在1126年陷落到女真人手中为止，这个城市一直是北宋王朝的京师；韩林儿自称是北宋王朝倒数第二个皇帝的第10世孙。在胜利以后接着的热情澎湃的支持下，他能够命令忠于他的将领们攻下安徽和山东的重要目标，并在毛贵指挥下进迫大都。但是在1359年9月10日，察罕帖木儿在河南发动反击，夺回了开封。刘福通和他的宋朝廷最初被赶回他们原来的旧首都，即亳州的一个边远而不重要的县城，继而又迁往安丰（二者都在今安徽西部）。他们留在安丰，一直到张士诚于1363年派军攻打安丰时为止。
因此，刘福通从北方红巾军一个中部首都所领导的军事扩张活动，到了1359年就或多或少地近于结束阶段。自此以后，尽管叛乱分子们仍然广泛地承认韩林儿的政权，但军事和政治领导已出现裂痕，并且从未再有效地统一过。重要领袖们和山头都打着红巾军的旗号，彼此攻战不已，并且遍布于整个淮河流域的许多地方，直到14世纪50年代的后期为止；例如1352年以前有芝麻李活动在江苏北部的徐州；从1356年到1359年有河南西北部和陕西的山头，直到察罕帖木儿把那里的红巾军赶入四川时止；1357年到1362年有山东的益都的山头；在从1358年到1362年间毛贵进军大都失败之后有察哈尔和满州的山头。总而言之，他们在14世纪50年代初创立了一条从山东向西南直到安徽-河南边境的战线，把华北和长江隔开。有时候他们也向这条战线以北扩张，最后在1358年和1362年之间受到察罕帖木儿的遏制。从那时以后，对于历史来说，特别是对于明王朝的出现来说，重要的发展是在这个地区里的红巾军政权瓦解了，其势向南发展到长江下游而从1356年以后以南京为中心的半自治政权兴起了。关于这一段历史，我们必须转而叙述朱元璋的生平。
［1］ 关于扩廓帖木儿的生平的有用的资料，详见达迪斯《征服者和儒生》[134]，第6章和《后记》。
［2］ 陶宗仪：《辍耕录·花山贼》[501]（叙，1366年；北京，1955年重印），第28页。
［3］ 《辍耕录·忠烈》[501]，第14页；《元史》[490]，193，第4388页没有写得这样浓笔重彩，此事系年在1338年。
［4］ 《元史》[490]中的这四卷（卷193—196）的标题是《忠义列传》。
［5］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年，台北，1961年重印），19，第265—270页，明玉珍传；引自钱谦益：《国初群雄史略》[79]（约1630年；北京，1982年重印），5，第1页。钱谦益系此事于1352年或1353年。
［6］ 陶宗仪：《辍耕录·刑赏失宜》[501]，28，第355页。
［7］ 张廷玉等：《明史》[41]（1736年，北京，1974年重印），第3717页。
［8］ 潘柽章：《国史考异》[414]（约1660年；重印本，台北，1967年），1，第6页引用了钱谦益关于此事的日期和地点的论据。
［9］ 特别是钱谦益和潘柽章的著作；见本书第12章为第1章所写的书目介绍。
［10］ 可是，朱元璋直到1367年才改他的正朔为“吴元年”；参看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上海，1948年；重印本，香港，1967年），第91页。
［11］ 关于这个问题，现代最有见解的分析是王崇武的短篇文章《读高青邱〈威爱论〉》[544]，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2（1947年，第273—282页。关于张士诚的生平有一种很有用并同情他的历史著作，即支伟成等的《吴王张士诚载记》[85]，5卷（上海，1932年）。
［12］ 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见邱树森：《元末红巾军领袖彭莹玉牺牲的时间和地点问题》[92]，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I（1977年7月），第25—28页。
［13］ 关于这些教义的内容，见陈学霖：《白莲教-弥勒佛教义和明清两代的人民起义》[25]，载《中国学》，10，4（1969年），第211—233页。
［14］ 吴晗：《朱元璋传》[587]（1949年；修订本，1965年；重印本，北京，1979年），第8、86页以下。
［15］ 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杭州，1983年），第28页。
［16］ 见爱德华·德雷尔：《1363年的鄱阳湖之战：内陆水军大战在明王朝建国中的作用》[147]，载《中国的兵法》，小基尔曼和费正清编（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74年），第202—242页，以及本卷第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