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生平，1328—1367年
朱元璋的生平，1328—1367年 (第3/3页)
田使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事。今当春耕，水旱不时，伤害农亩。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潦，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则非付任之意。［7］
很显然，朱元璋的看法是很实际的：他认为：用“仁慈”的眼光看待农民的疾苦就有助于重新安置无家可归的和难于统治的人民，可以让他们从事生产活动，同时就能保证他的政府有粮食和赋税来支援军队。这种利他主义不是犬儒式的；它符合生活的事实。是否这种贫苦老百姓式的对底层社会抱有的机敏的理解才使得他这样做，或者是否这些言行表明他新召聘的儒家顾问们的传统的伦理和治国论已很得势——这确是个争论之点：像这样的事情这里是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的。无论如何，他在14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实行的政治团结表明，他在使文官政府的广泛发挥功能以适应他的事业方面比他的对手们要高明多了。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1360年他新设了几个官署来开征酒税和醋税，并改进食盐专卖的经营管理，虽然他这时并没有控制地处更东边的重要产盐地区。1361年他开始铸造铜钱，而到了1363年他的铸钱据说已达每年3800万枚。接着又马上实行了新的茶叶分配专卖制度。1362年设立关卡以征收过境商品的传统税。
由于朱元璋的优秀将领们攻克了南京之东、南和西南诸方面邻近地带，江南行省——事实上是14世纪50年代末他的整个政府——的范围扩大了。当浙江北部大片地段在1358年和1359年落入他的部队之手时，他在婺州（今金华）设置了“股肱郡”，此地离南京东南200余英里，距元朝的大据点杭州——最近被张士诚所攻占——不足100英里。朱元璋旅行到了这个地区，并且花了1359年上半年时间研究它的问题，同时指示——而非领导——进一步开展战役，扩充地盘。他积极地征聘——人们也可说是讨好——许多杰出的学者，这里在当时因人才济济而出名。他礼贤下士，宴请他们来他的大本营，向他们询问怎样获致儒家著作的引导等严肃的问题，同时严肃地（又是公开地）警告将领们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抢劫。他在1359年6月返回南京；次年4月份，以宋濂和刘基为首的一批优秀的学者终于在他的竭力敦促下接受任命，应邀到南京就职。《本纪》上写道：
丁卯，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遣子标受经学。［8］
朱标，朱元璋未来帝位的未来太子，时年八岁。虽然没有活到当上皇帝的年岁，这一事件却预示着具有儒家治国论特殊传统的金华学者群同明国家之间将要发展起来的重要关系。［9］
在他在1363年夏秋之间于江西鄱阳湖经过四个月的苦战打败了陈友谅之后，［10］ 朱元璋于1364年之初另立新名号，改组了他的政府。他自称吴王，这与位于长江下游苏州地方而仍是他的强劲对手的张士诚同一称号；张士诚是在前一年10月自称吴王的。可是，朱元璋仍旧用他的名义上的君主韩林儿的龙凤的年号，虽然这位可怜的人物已在他掌握之中，在南京的长江对岸的滁州受他的保护。作为一个王国的首脑，尽管他要在名义上继续奉戴北方红巾军运动，但他已建立了更充实的官署机构，对它们他可以任命他自己的相国、平章政事、司署郎中，其职责俨然是一个中央政府的尚书和都指挥使。
官衔和官阶一切采用元朝行政的现行形式而以右为尚（右相国、参知政事李善长品位高于左相国、大将军徐达），仿蒙古体制。朱元璋以更像帝王的响亮声音向他新任命的官员们表态，告诫他们要反对官僚主义和行政制度的松弛，因为他认为这就是元朝失败的原因。他这样说道：“礼法乃维系国家之纪纲……今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 ［11］ 因此，在这时朱元璋的心中很显然是要建立一个国家，它无疑地比他此时刚建立的行省那样大小的吴王国有更远大的要求和抱负。除此以外，历史学家早已指出，他自己王国的正式成立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以建立一种他与他的老战友及还在继续投奔他的文武领袖们之间的新型的、失去了个人色彩的正常关系。他们现在都已各有明确的岗位，各人有规定的职责、义务和特权。他们不再是他的私人友好了。在完成一个更有组织而又迅速扩充起来的政府结构方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朱元璋的吴王国最后包括下列一些地区的行省一级政府（按元代的用语即“行中书省”）：江浙，1366年重新组建，取代了他从前的江南行中书省，并并入了1358年在婺州设立的股肱郡；江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1362年设；湖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和湖南两省，1364年设，并入了长江中游陈友谅的汉国；以及以庐州（今安徽合肥）为行政中心的江淮临时建置，旨在支援1364年和1365年江淮之间的战斗，其结果是1366年5月收复了红巾军的旧首都安丰。这样就使得朱元璋能够衣锦还乡，与剩下的远亲和故旧邻居欢饮，并祭扫他家的祖墓。此后不久，又发动了铲除下游张士诚国家的最后战役，随着将来如何治理全国的问题日益摆在面前，江淮的行省政府便被放弃了。
1358年当朱元璋跟随前进的部队到达浙江北部时，朱元璋发现了著名的儒生朱升，并通过正式手续征询他的意见。这位老学者因看到朱元璋胸有大志，便给了他三句精练的劝告：“〔在南京周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12］ 朱元璋看来是遵循了这些劝告的。他有条不紊地花了整整十年巩固他的根据地地区，积累了确保最后胜利的手段，而且在改元称新王朝方面不慌不忙。大约在1366—1367年之际阴历年的年终（实际上是1367年1月），如上所述，朱元璋的一位信得过的军事助手被派护送韩林儿到南京，在渡江时遇险，舟覆而小明王溺死身亡。历史学家们多数假定这个事件是预谋的；它的后果对朱元璋来说实乃天赐良机。
由于久已奄奄一息的宋王朝不复碍手碍脚，又由于各为其主的忠诚问题已经解决，朱元璋现在可以宣布他自己的、新年始于1月31日的吴的历法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仍没有宣布建立新皇朝，而一直等到围困了张士诚的最后堡垒苏州并于1367年10月1月把它攻破，然后宣布北伐抗元时才这样做。在1366年之前他没有着手按照一个皇都的面貌改建南京城，而且只是在1367年才宣布进行科举考试以起用官员和建立翰林院以使他内廷中的学者-顾问们的作用正规化。在首都，他在新皇城大门前的适当处所建设了太庙。为了表现帝王姿态，他还实行了以天象吉因为依据的大赦，还建造了国家的圜丘和方丘。由一个学者专家委员会所编订的第一部法典于1367年12月颁行，第二部新的历法——这一次叫大明历——也在1368年1月20日开始的年关时节公布。1月12日，经过三次礼仪上的谦让之后，他宣布已接受群臣的请求即位为新的明王朝皇帝。所有这些都是经过周密的准备而一步一步推行的，在推行中又充分考虑了传统的方式，使之合乎历史悠久的法统标准。
这位杰出的开国之君在14世纪40年代，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跃而在1368年在南京登上大宝，他走的这条道路由于他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力求飞黄腾达的意识，已被有力地强行改造，而使之具有符合那些传统形式的合理的外貌。他精通怎样取得帝王统治之术。作为此后的皇帝，他将使这种帝王之术适应他为之着了迷的帝王大业的需要。明王朝往后270年的统治的政治特点将详见下面各章，我们可以见到它们主要渊源于这位奇异而强有力的人物的个人性格特征。
［1］ 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第26页。
［2］ 王祟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转变》[537]，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8年），第57—71页；吴晗：《朱元璋传》[587]，第4和第5章；泰勒：《明王朝的社会根源》[506]，载《华裔学志》，22，1（1963年），第1—78页；达迪斯·《弥赛亚式叛乱的转变和明王朝的建立》[135]，载《亚洲研究杂志》，29，3（1970年），第539—558页；达迪斯：《儒教和专制制度：职业精英阶层在明王朝建国中的作用》[133]（伯克利、洛杉矶和伦敦，1983年）；本书德雷尔和小郎洛瓦分别执笔的第2和第3章。
［3］ 王崇武：《明本纪校注》[542]，特别应看王氏在第30—31、38、44—45和53—54页的评注。
［4］ 陈学霖：《张中和他的预言：一位明初道士的传奇的传播》[21]，载《远东》，20，1（1973年），第65—102页，以及《明太祖的兴起：明初官方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与虚构》[24]，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95，4（1975年），第679—715页。
［5］ 罗梅因·泰勒译：《明太祖本纪》[503]（旧金山，1975年），第38页。
［6］ 虽然学者们在继续争论这一点，1361年是个准确无误的时间，潘柽章已在《国史考异》[414]（1，5）中予以指出，这一点尚未被人废弃，又可参照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第46页。
［7］ 引自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484]，第54页。
［8］ 泰勒译：《明太祖本纪》[503]，第42页。
［9］ 见本卷第3章的《引言》和《强化监视和恐怖的年代》。
［10］ 详见本卷第2章的《明-汉之战》。
［11］ 关于达迪斯对这些问题和朱元璋其他治国论的讨论，见他的《儒学和专制主义》[133]，特别是第196页以下。
［12］ 《明史》[41]，第39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