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懽贴睦尔时代的叛乱
妥懽贴睦尔时代的叛乱 (第2/3页)
能加以猜测。从1328年以来，元朝的政策靠丞相制定，而妥懽贴睦尔自登极以来似乎接受了这个事实。脱脱曾几乎拥有皇帝所能给予的一切勋爵和荣衔。脱脱已权势迫人，随着镇压了叛乱，他也会成为鸟尽弓藏的人物。可是，朝廷错就错在误认为，叛乱已经在事实上被平息了。脱脱被罢官以后，元朝甚至不再能控制自己的军队，更不用说去控制余烬复燃的叛乱运动了。到了1355年年底，以自治性质的军事权力为基础的地区性割据变成了当时中国流行的形式。
1357年末张士诚向元政府的投诚（见第1章）及投诚的直接后果稳定了他本人的地位。他控制了苏州、杭州和长江以南其他六个人烟稠密的府城；他的权力已扩展到江北，甚至远到山东。根据1393年的人口调查，他原来的领土已注籍的约人。他从元朝接受了很高的荣勋，并答应每年向京师运糟粮担。糟粮北运时是用方国珍的船队，直到1363年为止都是如此，因为张士诚这时跟元政府脱离了关系，而自号吴王。（“吴”字在这里姑且用来指称他的政权；这个政权在1357年以后像一个富裕的地区政权那样行事。）张士德是张家已经拥有的这种想象力的源泉，他死之后，张士诚在苏州生活得像一个快乐的王子，不再花大力气去争衡天下。毕竟那时很少有人相信中国会重新统一。他的另一个弟弟张士信成了吴军的统帅（浙江行省左丞相）；另外三位将军——李伯升、吕珍和徐义则统领着主要的野战部队，被称为吴的“爪牙”。尽管张士诚如此不积极进取，吴国治下的人民却给了它以很大的军事潜力。吴在政治上也是强大的。张士诚之跟白莲教显然没有联系以及他之投降了元朝，再加上元王朝在它濒临灭亡阶段之大力提倡儒家，这就使得吴成为中国南方士绅阶层的优先选择。
由于帝国的大部分不是在公开的叛乱之下，就是在张士诚这样的地区性割据者——他们截留地方税收来养自己的兵——的控制之下，元大都只能依赖南方用船运来的漕粮。与在元代漕运体系运输最高的几年从南方运来的漕粮相比，这个数目是很小的，但由于14世纪50年代的政治的——因而引起财政的——分裂，这些粮食还是异常重要的。元朝廷对于漕运的依赖增加了方国珍地位的重要性。方国珍在1356年长久地控制了浙江沿海的三个府，这里在1393年拥有总人口250万。每一个府城都由他家里的弟侄所统治，而沿海的领土则为继续称霸海上的方国珍的舰队提供基地和新兵。元朝给方国珍的爵位最后升为衢国公和浙江行省左丞。可是，方国珍所以能长期在沿海和水师的势力范围内任职（1348—1368年），实际上是靠中国地方割据的均势与大运河的条件，并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这在浙江士绅的眼睛中是很清楚的，他们看到他屡叛而屡次爵位高升，这显然是朝廷没有原则的证明。
脱脱的去职也使得长江中游的天完领导集团公开亮了相。到了这时，主要领袖是一个名叫倪文俊的人：他继续承认徐寿辉为傀儡皇帝。1355年，湖北许多地方从元军手下收复，汉阳成了天完政权的首都。到1357年，整个湖南和湖北都被天完所控制。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明玉珍的领袖率舰队经长江峡谷征服了四川。明玉珍名义上仍效忠徐寿辉，直到徐寿辉死于1360年时为止，但是事实上，这是独立的夏国的开始；这个国家统治四川，于1371年被明王朝征服。天完领土的扩张使得以邹普胜为首的原来天完的一班人马不满意倪文俊把持一切的地位。为了确保他的地位的安全，倪文俊企图发动政变去抓徐寿辉。但是，倪文俊争权失败了，从汉阳逃走。他在黄州被他的一个信任的部下陈友谅所袭击和刺杀。
陈友谅出身于沔阳的渔家，是活着的五兄弟之一。他粗通文墨，参加叛乱以后曾隶倪文俊为簿掾；这是他的进身之阶，即当他取得倪文俊的信任之后能够升任部队的指挥官的阶梯。他作为指挥官是很勇敢的，但容易冲动，不受管束，而且很残暴。他现在接过了倪文俊所留下的军队，最后得到徐寿辉的承认，而以江西的九江做他的根据地。从1357年到1359年，陈友谅集中攻打像处于明玉珍那样自治状态下的江西。与此同时，徐寿辉则在汉阳的邹普胜的保护之下进行统治。
陈友谅在1358年攻取了安庆和南昌，其后江西北部和中部诸州府城池或者被攻陷，或者承认他的统治。被派入侵福建的一支部队被陈友定所打败；后者继续争取独霸福建。他想侵入浙江，也以失败告终。到了1359年年中，陈友谅囊括了除江西极南端之外的所有地方，以及湖北东部和安徽的安庆地区。朱元璋和陈友定的领士阻断了他东进之路，但如果向西面发展又可能在天完“帝国”内部公开爆发内战。可是，像后来证明的那样，1360年直至1365年的长江大冲突已在安庆埋下了种子。
安徽中部长江北岸的巢湖的渔村，也在叛乱的初期打过仗。他们的领袖赵普胜（人称双刀赵）在这些起事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秘密会社的领袖，而且他还认识彭莹玉（见第1章）。可是，由于元帝国在开始瓦解，一个叫左君弼的地方军事人物控制了庐州，压迫巢湖的渔民，并诱使他们迁居。有些人就加入了朱元璋的队伍，他们的船只使得朱元璋在1355年渡过了长江。可是，大多数人跟随赵普胜，并向上游航行去参加了陈友谅的部队和南方红巾军的叛乱。夺取了安庆之后，陈友谅让赵普胜在这里指挥。后来在1358年晚些时候，赵普胜夺取了安徽西南位于长江南岸的池州，企图由此纵横驰骋于安徽南部。这和朱元璋的扩张计划发生了冲突，因此朱元璋派了他最善战的将领徐达来攻打赵普胜。徐达于1359年重新占领了池州。
在陈友谅和朱元璋之间的无人地带被这两个军人完全瓜分了：他们现在拥有共同的边界。朱元璋现在仍然盯着下游；他最初对付张士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致他还希望征服长江三角洲这一整个人口稠密的地区。陈友谅也眼睛望着下游，望着安徽。他想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他不再信任赵普胜了。1359年9月，陈友谅鼓帆而下到了安庆，当双刀赵在他的旗舰上开会的时候，陈友谅叫他手下的人杀害了他。巢湖的士兵们闷闷不乐地接受了他们首领被害的事实，被合并到陈友谅的部队之中。
正当此时，由于天完的大部分领土被陈友谅所控制，其他复杂化的发展就停了下来。南昌陷落之后，徐寿辉曾想迁都南昌。陈友谅设法搪塞他。陈友谅和徐寿辉的动机不见于史料；有人猜想，陈友谅想保持他的行动自由，徐寿辉则是对湖北南部的邹普胜及其支持者有所抱怨。无论如何，徐寿辉是在1359年末出人意外地把汉阳留给了他的卫士和随从，往下游航行而去。陈友谅在九江接待了他，但是在他进了城门以后却把他的卫队拦在城外。徐寿辉被拘禁了起来；陈友谅自称汉王，并胁迫湖南和湖北的其他天完领袖承认他的权力，尽管四川的明玉珍仍置身事外。到了1359年，陈友谅已经控制或者正力图控制的地盘，人口在1363年已逾1400万；他的政权（汉）因此在潜力上比朱元璋（明）或者张士诚（吴）都大。可是，陈友谅在巩固地方政权方面比别人要落后一年或两年，而且他的权力是许多地方军官将领单纯地出于恐惧而勉强地承认的。陈友谅需要不断取得新胜利来使人保持敬畏之心，但这又使他很难把他的广大领土统一于一个号令之下。［2］
中国北方的红巾军，1355—1359年
脱脱罢官以后元朝军队的瓦解，使得华北平原上的红巾军又重新活动起来。1355年，刘福通在毫州拥韩林儿为复辟的宋朝的皇帝。这个叛乱运动受分崩离析的元朝军事制度中力量还强大的各部分的冲击差不多有两年之久。从实际权力来说，刘福通仍然是红巾军的主要领袖；在1356年1月，由于元军的压力他被迫把宋都向西南迁移了100英里，迁到了安丰（今寿县附近）。到了1357年，元军已无坚强的保卫者可言，因为脱脱的组织已经崩溃，其后14世纪60年代有势力的北方割据者尚需要时间加强他们的地位。在这个间歇期间，红巾军驰骋于华北。刘福通带领他的主力军围困了开封，而其他红巾军则攻占了山东，并侵入了陕西和山西。一支人马北上到元朝京城，焚烧了上都的夏宫，后来又侵入满洲。开封本城在1358年中期陷落，红巾军在开封城内做了一年的宋王朝中兴的美梦。
红巾军之所以取得这些引人注目的胜利，是由于有一段时期的军事真空，又由于元朝故意不修复城垣。红巾军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建立可以立足的地方的或地区性的政权；这种政权应该在他们的华北平原诸城市以整修了的城垣来加强防御力量，像在华南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北方的红巾军过于长久地保持其流寇思想，不大想维护纪律，或建立治安和一个稳定的行政制度。他们特别具有反儒教的宗教根源，这是一个障碍，但可以用维护秩序的公开承诺来克服；朱元璋自己的经历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事实上文人阶级是在很晚的时候和半心半意的情况下才接受他的。
1359年，华北平原的红巾军突然瓦解，因为察罕帖木儿新兴的民兵军队给他们以重创。察罕和他的童年朋友李思齐在红巾军发难之后已在河南兴办民兵军队。紧接着1357年红巾军的主要攻击之后，他们把红巾军逐出了陕西，并且就地加强了他们的权力。1359年，察罕向东推进，通过潼关，又返回了华北平原。夏天，他在战场上打败了刘福通，把他赶进了开封城内。刘福通在开封坚持了三个月，后来在9月份突围，并偕韩林儿和数百名士兵逃往安丰。开封变成了察罕未来扩充地盘的总部。由于察罕的下一个目标是山东，1363年以前宋朝廷得以在安徽西部的一个小小府城安丰苟延一时。可是，1359年以后红巾军帝国仍有一定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正在扩张中的朱元璋地区性政权还在名义上归附于它。红巾军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这就是在华北平原取得统治地位，而且在1355年到1359年的关键性年代中吸引了元政府的注意力；正是在这个关键年代中长江的诸地区性政权日趋成熟。［3］
朱元璋的兴起
从1353年起，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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