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371年到1380年：帝国的巩固和稳定
从1371年到1380年：帝国的巩固和稳定 (第3/3页)
便赢得了他的领袖的尊敬。［32］ 在1373年和1377年之间，他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李善长和李文忠在这时的地位比他的更重要。但是，胡惟庸在1377年开始得到皇帝越来越多的恩眷。1376年李善长在他扩大权势的过程中受了一点小挫折，因为他作为左丞相，被汪广洋弹劾为傲慢和不忠。汪广洋是高邮（在今江苏）人，自1355年以来即给朱元璋服务；他可能嗜酒，肯定对他的对手李善长怀有嫉妒心理。总而言之，当李善长的跟从者之一胡惟庸升为丞相时，汪广洋就成了胡惟庸的下级助手。派系斗争和官场中的紧张情况开始影响政府的工作。
在面对派系纷争和情报被切断的情况下，皇帝开始扩展权力到情报的搜集和传递程序方面。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设立了一个官署来处理所有的行政的要件；这就是通政司，它应该审查一切命令，并且让“实封直达御前”。［33］ 他也第一次命令御史们开始巡行全帝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做是想要促进地方上的下情得以上达。［34］
已知的第一次对胡惟庸的攻击是在1377年8月发动的。胡惟庸已经把他的亲密盟友提到了高级职位上，并且开始撵逐他认为不太会支持他的人。这促使浙江人御史韩宜可在御前当面攻击胡惟庸及其两个盟友。他告发胡惟庸等人不忠于皇上，僭越皇帝权力；他要求皇帝把他们斩首。皇帝对此很发怒，命把韩宜可交付有司并下狱。但是，这位御史并未处死。尽管他的行为莽撞，他却活到了为下一代皇帝出力的时期。［35］ 这次事件发人深省，因为仅在三年以后皇帝察觉到了胡惟庸的不忠，并且因听说胡惟庸有夺权阴谋而作出强烈的反应。
1378年，皇帝的次子朱樉和三子朱?奉命分别前往西安和太原就国。同时，其他四个王子——包括燕王朱棣在内——也奉命前往中都凤阳居住。凤阳作为皇族的老家在这些年内用作皇子们习武之地，以使他们将来能捍卫帝国境内的各战略要点。
1378年重新开启战端了。当元朝统治者爱猷识里达腊在1378年死的时候，继位者不是在明朝羁留多年而于1374年被送回的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剌，而是爱猷识里达腊自己的弟弟脱忽思帖木儿。［36］ 虽然明帝遣使赍玺书及谥号，但蒙古人的威胁依然实际存在。可是，蒙古人并不是1378年大规模征讨的对象；这次征讨旨在对付西藏。
1378年11月，已经封侯且有大量俸禄的沐英被任命带领讨伐军去平定西藏和西川。西藏诸教派和明朝廷有联系，因为皇帝在12月派宗泐为使，去求取已在中国遗佚的佛经经典。但是，极西部形形色色敌对的集团挑起了事端，因此皇帝决定进兵征讨。沐英于1379年2月在今甘肃洮州打了第一次大胜仗。这时沐英设立了洮州卫；虽然洮州早就被明军拿下来了，但是，直到沐英在1379年在这里的一次胜利才使这个地区完全归于明朝统治之下。深得皇帝信任的李文忠被任命来经管洮州卫；1379年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那里。他在征讨“藏族十八部”时战绩卓著，但是，这也是他最后的军旅生涯了。他在西行任务结束后回到南京，兼管了大都督府和国子监的工作。到了1379年10月，沐英接连在西藏打了几次大胜仗，俘获敌人3万名和20万头家畜。
［1］ 见第1、2章各有关段落。
［2］ 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88—791页；《明史》[41]，132，第3863—3866页。
［3］ 《明史》[41]，134，第3897—3898页。
［4］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9，第15页。
［5］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14—1318页。
［6］ 其中可能有印度僧人班迪达（1381年死），他率领12名印度和尚也于1371年到达了南京。自1364年以来，他们即在中国的蒙古朝廷内。《明实录·太祖实录》[380]，68，第1282页；陈鹤：《明纪》[53]，3，第18—19页。
［7］ 《国榷》[498]，5，第460页；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7，第2—3页。关于宗泐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19—1321页。
［8］ 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83—1085页。
［9］ 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79—1083页；《明史》[41]，126，第3756—3759页。
［10］ 《明纪》[53]，3，第22页。
［11］ 《明纪》[53]，3，第22页。《六部职掌》现已不存。关于它的最初文本，见翟善编：《诸司职掌》[17]（1380年；重印本载《玄览堂丛书》，第43—50卷，1940—1941年；台北重印本，1981年）；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与新加坡，1968年），第178页。
［12］ 《明纪》[53]，3，第23页；《明通鉴》[210]，1，第296页。
［13］ 《明通鉴》[210]，1，第303页。
［14］ 关于他们的传记，见《明史》[41]，118，第3612—3613页。
［15］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488]，8，第1—2页；《明通鉴》[210]，1，第305页；《国榷》[498]，5，第482页。
［16］ 正如下面所示，现存的最早文本是1381年颁行的修订本。
［17］ 《明通鉴》[210]，1，第306页；《国榷》[498]，5，第485页；黄彰健：《论颁行年代并论明初封建诸王制度》[240]，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2（1961年），第119—137页；重印于他的《明清史研究丛稿》[242]（台北，1977年），第31—56页。
［18］ 吴晗：《朱元璋传》[58]，第246—247页；《明实录·太祖实录》[480]，74，第1379—1380页；泰勒：《明太祖与勋贵》[505]，第62—63页。
［19］ 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403]，重印于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1963年），第91页；《明史》[41]，93，第2280—2281页。
［20］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第1534—1535页。
［21］ 内藤乾吉：《大明令解说》[403]，第98页；《明实录·太祖实录》[380]，第431—432页。
［22］ 1389年版本据说保存在朝鲜的1395年版《大明律直解》[286]中，高土褧和金祇编（1395年；重印本，汉城，1936年和1964年）。实际上这个文本包含442条，而1389年版应为460条。1397年版也与此数相同。《直解》在朝鲜文本中是用中朝官体书法——吏读——写的。此种文本于1936年由朝鲜总督府中枢院在汉城重印。它的现代版本是1964年在汉城由法制处出版。在这一版中，吏读字体的《直解》也被翻译成了现代朝鲜文。
［23］ 《国榷》[498]，5，第513页；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徐九皋编（1535年；重印本，台北，1965年；重印本，京都，1973年），15，第1—2页。关于对皇帝御注的详细研究，见柳存仁：《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会笺》[352]，载《和风堂读书记》（香港，1977年），1，第59—224页。又见小郎洛瓦：《三教合一论与明太祖的思想》[307]，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43，1（1983年6月），第97—139页。
［24］ 陈荣捷译：《道德经（据说是老子所作），第74章》，载陈荣捷译编：《中国哲学资料》（普林斯顿，1963年），第173页。
［25］ 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387]，15，第1页。
［26］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5页；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之轨迹——围绕洪武朝之疑狱事件与京师问题》[132]，载《东洋史研究》，37，3（1978年12月），第12—13页；《国榷》[498]，6，第542页。吴晗在他的《朱元璋传》[587]中（第256—257页）把“空印案”的日期错误地定在1332年。
［27］ 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2—1576页；《明史》[41]，139，第3990—3996页。
［28］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75—1576页，以及《明史》[41]中的本传，139，第3996—3997页。
［29］ 见杨联陞：《明代的地方行政》[608]，载《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和伦敦，1969年），第1—21页；贺凯：《明王朝的起源及其制度的演变》[267]，载《密歇根中国研究论文集》，34（安阿伯，1978年），第38—39页。
［30］ 《明会要》[364]，1，第87页；《明通鉴》[210]，1，第180页。
［31］ 《明会要》[364]，1，第87—89页以下；《明通鉴》[210]，1，第179页。
［32］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38—641页；《明史》[41]，308，第7906—7908页。
［33］ 《明纪》[53]，4，第9页；《国榷》[498]，6，第552页；《明通鉴》[210]，1，第354页。
［34］ 《明通鉴》[210]，1，第354页。
［35］ 《明通鉴》[210]，1，第354页。韩宜可的传记见《明史》[41]，139，第3982—3983页。
［36］ 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93—1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