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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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赞誉。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种对为君之道的理想主义的和儒家的认识，但是它们也是他对前几代皇帝的一些倾向的反应。［17］ 皇帝有时因性情暴躁和容易冲动而受到批评，如他偶尔申斥和惩处那些表现得优柔寡断或讲话太惹人恼火的官员。可是他有足够的度量认识自己的缺点和向人道歉。不管他有什么错误，它们都可以被他的仁爱和一心为公的热诚所弥补。［18］
过早的死亡阻碍了洪熙帝去实现一切目标，但尽管如此，他留下来的遗产仍是一清二楚的。除了人道主义的社会活动外，他对儒家的政治理想——一个道德上坚毅的皇帝采纳学识渊博的大臣们的忠告统治天下——也作出了贡献。在他统治时期，他十分信任翰林学士，把他们提升到负有很大责任和有很大权力的职位上。这使人回忆起他的堂兄弟，即倒霉的建文帝来，但以后几代皇帝却没有把这个先例维持下去。可是，内阁的三杨领导在他死后的若干年中继续保持稳定；而内阁虽然有某些缺点，在维持文官政府方面，其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因此，洪熙之治经历了明代政府的重点发生重大变化的早期阶段。
［1］ 关于亦失哈几次出使的简明叙述，见罗塞比：《两名出使内亚的明朝使者》[438]，第6—12页；关于他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85页。
［2］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176页以下、187页以下、237页以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95—1597页。
［3］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185、187、199、218、224、227、242、251页。
［4］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232—234、237—241页；又见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538]，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7（1948年），第165—176页。
［5］ 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285]（东京，1926—1927年），Ⅱ，第287—296页。王伊同：《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1368—1549年》[549]（坎布里奇，1953年）、第21—24，34—53页；郑梁生：《明史日本传正补》[66]（台北，1981年），第228—266页。
［6］ 关于永乐帝采取官方垄断海上贸易和禁止私人航海活动的情况，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第22—24页；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59]（台北，1966年），第93—95页。关于《太祖实录》[380]中有关与东南亚关系的官方记载，见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I（香港，1968年），第67—249页。
［7］ 中国派出和迎来的使团包括：派往占城国的14个，回访的18个；派往柬埔寨的3个，回访的7个；派往暹罗的11个，回访的21个；派往爪洼国的9个，回访的7个；派往浡泥国的3个，回访的9个；派往马六甲的11个，回访的12个；派往苏门答腊的9个，回访的11个；有帮助的背景材料，见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第48—55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转载于《社区和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第70、74页。
［8］ 关于这些铭文，见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I，第67—249页。关于它们的重要意义，见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第67—69页。
［9］ 见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第76—78页；刘子政：《明代中国与汶莱交往考》[354]，载《明史研究专刊》，5（1982年12月），第7—9页。
［10］ 见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547]，各处；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236]，第525—544页。
［11］ 关于永乐帝之死，见吴晗：《明成祖仁宗景帝之死及其他》[589]，载《文史杂志》，2，2（1942年3月），第76页；王崇武：《明成祖与文士》[539]，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8，1（1949年），第12—16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152—154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60页。
［12］ 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271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5页。
［13］ 关于这一称之为“大礼议”的情节，见以下第8章。
［14］ 关于徐后之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6页；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538]，第166页。
［15］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341、332、568页。
［16］ 关于称颂永乐帝及其统治的著作，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05—114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9—1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28—133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3、180、200、211、220页；林仁川：《论永乐帝》[343]，载《北方论丛》，4（1982年12月），第96—100页。
［17］ 关于明代财政管的这些方面的进一步讨论，见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载《剑桥中国史》，第8卷；更详尽的论述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1、2章。
［18］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19页以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21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