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 (第2/3页)
动中被杀；1545年那里又在酝酿一起牵涉皇室成员的不成功的政变。蒙古人卷入了这两次事件，或者是作为潜在的帮手，或者是作为策划者，他们常常利用叛逃的戍军在明防线的后方当间谍和向导。戍军官兵和许多蒙古首领之间的不正当交易使管理更加困难，因为人们继续不断地来来往往穿过防线，交换货物，也交换信息。但是遥远西部的更为严重的纠纷妨碍了对大同问题的任何进一步的注意。［9］
1513年，土鲁番的苏丹满速儿（1484/5—1545/6年）占据丝绸之路东端的绿洲战略城市哈密。14世纪晚期起中国人控制了这座城市，并于15世纪晚期派兵保护它，但是这次朝廷只派了一个文官去交涉归还这座城市的帝国印信问题。交涉没有成功。满速儿继续向更远的东方袭击和抢掠中国领土。满速儿在帝国朝廷的奸细写亦虎仙终于安排好一个和解办法，让满速儿控制哈密并允许他照旧通贡明廷。
1521年，写亦虎仙因叛逆罪被处决，满速儿的使者被扣留在北京，皇帝应杨廷和的请求，批准了对土鲁番的敌对政策。这随即导致进一步的入侵，最后造成1524年对甘州的袭击。主要由征集的蒙古人组成的明军奉派进行反击，他们获得相当成功。但是，零星的战斗一直继续到1528年，这时满速儿放弃了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满足于突然袭击。他已经能确保对哈密的控制，明朝廷承认了他在这一地区的权力。这时朝廷的政治倾向已经改变，杨廷和六年前所提倡的政策受到了抨击。［10］
李福达案
张璁和桂萼这时成了皇帝最亲密的顾问，他们好几年以来尽力排除杨廷和在官僚机构中的坚决支持者。斗争在一连串抨击和清洗期间于1527年达到顶点。对峙于1526年夏天从一件叛逆案开始。
1526年，桂的支持者侯爵郭勋（1475—1524年）被某些官员牵连进一件叛逆案，这些官员反对皇帝的政府和他所任命的人。这是一件奇怪的案件；连被告发的人的姓名也不可靠。据说他是一个叫李福达，或李午，或张寅的人。根据40多年以后的1569年获得的证据，有某个姓李的人曾经反叛，被充军，脱逃，又于1512年再次反叛。那时据说这个人于1526年以别的化名露面，在太原戍军里当军官。他受到郭勋的关照，因为他的一个儿子被侯爵选作侍童。但是这桩案件关于他的说法是多年以后根据新的证据推想的，是可疑的。法庭的审讯把注意力集中于郭勋家里的这个人是否的确就是很晚才在1512年被打败的那个叛逆者。
这桩案件最初于1526年8月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据说被告发的人曾经一度被带往侯爵家，侯爵看重他炮制春药的技术。后来他在回到他的家里时，被一个仇人认出就是在山西领导过一次暴动的那个叛逆者，他也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术士。当这个人在地方当局出庭时，他被辨明无罪，而告发他的人则被充军。但是在这期间，当时在北京的他的儿子曾经恳请侯爵求负责的那个御史放过这一案件。御史拒绝了，反而在诉状中加上了郭勋的名字。
这个人在他的儿子被捕后，向当局自首。他被控叛逆，稍后郭勋也被加上了同样的罪名。1526年9月，郭被进一步告发，占用预定给京师戍军的大量银谷。皇帝只命令他说明关于叛逆的指控，郭因此指明他曾多次被司法当局指控卷入了种种案件，原因是他在本朝最初的几年中支持过皇帝。
1527年，当这个案子移送北京再审时，刑部把诉状改成施行巫术。所有共谋者仍有被砍头的连坐罪。但是皇帝在诉状改变后渐渐起了疑心。他最后站到了郭的一边。1527年10月，他将所有涉及这个案子的官员逮捕，命令他的谋臣们再次重审。他们按照他的指示撤消了对被告的指控，并开始审查那些支持诉状的朝廷官员们。有10个官员被打致死，40多个官员被谪戍边。当事情结束时，都察院和各部与杨廷和及翰林集团有过联系的那些官员都被清除了。
这桩案件的真象从未弄清。最后的裁决认为，被指控的实际上是一个叫张寅的人，认为原来不利于他的证据是互相矛盾的，既说他是名叫李午的术士，又说他是名叫李福达的叛逆者，尽管他实际上只是逃离本土的一个无籍匠人。同时，在有关年纪和日期的细节上还有其他的不符之处。皇帝确信朝廷官员们串通起来攻击部勋，并有证据证实他的这种确信。他还担心官员中有一派人反对他和他的支持者，他要坚决肃清他们。这桩案件最终和被指控叛逆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它是政府里的翰林集团对皇帝的支持者的攻击，它以对他们的灾祸而告终。［11］
皇帝于是集中注意力于翰林院本身。张璁猛烈地进行了这次清洗。自1524年他成为翰林院的学士时起，他蒙受了出自翰林院学者们之手的欺凌和屈辱。连翰林院最低级的成员也拒绝向他致意；对待他像对待一个无赖。
1527年11月他进行反击。他建议对翰林官进行考察；那些被认为不合要求的人到地方上任职。20多个官员被贬黜，所有翰林院资历最浅的成员，即庶吉士，被任命为知县或各部的属员。重新给翰林院调配的人员是以前和它并无关系的一些京师官员，与此同时翰林学者的选拔放宽到包括翰林院以外的高级官员。这种安排的目的在于杜绝别的翰林派系的兴起。对翰林院的任命不再限于它的人员，或受它的官员们控制。［12］
与此同时，张和桂萼想方设法控制内阁。他们尤其讨厌首辅费宏（1468—1535年），费宏鄙视他们，并且抑制他们参与内廷事务。为了抵消费的影响，他们策动让杨一清回来。由于杨年资深，他接替费当了首辅。杨起初愿意听从他们，他们依靠杨而在学士中有了更大的影响。1526年12月他们开始在皇帝面前说费的坏话。但是皇帝喜欢费，不注意他们的话。可是他们继续攻击他，费宏终于在1527年离职。六个月以后，张璁成了大学士，1529年3月桂萼也得到了同样的职位。
张璁入阁后不久，便发动了对杨廷和及其支持者的最后清洗，这次清洗于1527年晚期开始，首先逮捕了杨所任命的管理西部边境事务的陈九畴。有40多个官员牵连进这个案子。陈曾上报满速儿于1523年的战斗中死去。当弄清他仍然活着时，桂萼指控陈虚报满速儿死亡的功劳。这引起皇帝怀疑管辖边务的所有高级官员串通一气。陈被谪戍边境；其余卷入的官员被免职。只有杨廷和仍然未受触动。
1528年6月，皇帝惩处了所有在朝廷关于大礼的争论中反对过他的官员。杨廷和被正式判处死刑，但是皇帝减轻了他的刑罚；他的官阶和特权被褫夺，他被贬黜为平民。他的长子杨慎（1488—1559年）已经被谪戍云南的一个偏远的边境哨所，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所有卷入的高级朝廷官员都丢掉了他们的职位，所有年资浅的官员都被褫夺官阶，贬黜为民。他们的刑罚从来没有被减免。在其后的每次大赦中，皇帝都把这些官员特别排除在外，任何为他们说话的人都立刻受到惩罚。［13］
紧接这次清洗的最后阶段，关于帝国对吐鲁番的政策的争论又重新开始。1528年晚期，满速儿的一个将领牙兰要求在明的地区内避难，他的要求得到允准。满速儿提出，如果朝廷同意将牙兰交还给他惩处，他便交还哈密城。同时，他请求恢复互市，1524年当他入侵甘州时，互市中断了。再次出任兵部尚书、负责西部边境事务的王琼谋求恢复互市，得到皇帝的亲信张璁和桂萼的支持。他的反对者认为，我宽恕而彼不正式赔不是，这只能助长这些西部民族的傲慢，引起更多的麻烦。王反对说，蒙古部落已集中力量袭击北部边境。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立即稳定西部边境的事态是明智的。尽管皇帝怀疑满速儿的意图，他还是被说服，恢复了他的通贡权利。因此，西部边境的战况多少平静了些，朝廷腾出了手来对付蒙古人，1528年以后蒙古人开始沿着北部边界更加频繁地进行袭击。
在1528和1529年期间，大学士们继续争夺权力。首辅杨一清在一切问题上都不肯听从张璁的指挥，他们之间的裂痕扩大了。张和桂受到滥用权力的指控。1529年9月，两人都被免职，但是他们在朝中的支持者继续攻击杨。霍韬（1487—1540年）指控杨收取他举荐在皇室任职的太监们的贿赂，并说他勾结朝廷官员们诬告桂萼。当这些陈述被证实时，张和桂恢复了职务，而杨被允准致仕。
张和桂于1530年控制了内阁几个月，但他们得意的时间不长。在严酷的夺权斗争中，桂萼疏远了他的同僚，既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也丧失了他自己对政治的兴趣。他于1531年2月致仕，死于第二年。当张璁婉言拒绝为皇帝实行朝廷仪礼的种种改革时，皇帝很快找到了一个愿意这样做的人。1531年以后，他把皇帝的恩宠丧失给了夏言（1482—1548年）。但是，在他因身体不好于1535年致仕以前，他仍然断断续续地执政，仍然能够影响朝廷的政策。
大礼的变化
尽管皇帝在1524年结束了关于他双亲尊号的一切争论，但有关他们的礼仪的争论仍在继续。现已接近20岁的皇帝用种种计谋试图提高他父亲的身份。1524年春，他提出为他父亲的神主立庙。这个想法最初于1522年提出，当时国子监的一个监生提议，应当在北京建立这样一座庙。1525年，同一个人响应皇帝的建议，提出皇帝父亲的庙应当建在太庙内。这两次，皇帝一点也没有得到对建议的支持。当他在1525年坚持这个论点时，礼部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应当在邻近太庙的地方为他父亲建立一座单独的庙。这个方案得到了他的赞同。1525年夏，这座庙已在建造中。礼部甚至没有尽力去找一个合乎正统的先例来支持这项建议；选取的一个先例并不合适，只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
1525年5月，皇帝威胁着要就请求把他父亲的神主安放在太庙的一份奏疏自己作出决定，即使整个朝廷都反对。他没有得到一点支持，便转向另外的计谋。10月，他坚持要改变刚刚完工的他父亲的庙的神道。他要求通过太庙院落的正门出入，而不是通过侧面的入口。1526年11月，他命令他父亲庙里的献祭要在太庙献祭的同一天进行。每一次他都一意孤行。朝廷在次要的事情上对他让步，但在把他父亲的神主安放在太庙这个问题上，舆论却坚决反对他。他让事情停顿下来，改而注意其他的朝廷礼仪。
在1527至1531年之间，他常常由皇后陪同亲自主持每一次大礼。开始的时候，大学士张璁使他对朝廷礼仪不会造成损害的细节发生了兴趣。1528年，皇帝重新颁布并分发了关于官员正式服饰的有说明的手册，1529年，他改变了朝臣的正式服饰。1530年他仍然提出要改定主要的大礼。大学士张璁以及以前支持他的其他官员都不愿贯彻他的建议，并提出相反的忠告。皇帝坚持要进一步讨论，并在朝廷发现夏言是一个代言人。夏从理论上把皇帝的宏大计划解释成王朝复兴的一个方面，表示赞成。以前支持皇帝的霍韬仍然反对，在几个方面批评了夏。夏驳斥了这些反对的理由，再次赞成皇帝的建议。
1530年4月6日，皇帝赞扬了夏的看法，命他就朝廷事务直接上报皇帝。4月7日，他逮捕了霍韬。4月8日，礼部上报了朝廷的舆论：192名官员赞成某种形式的分别献祭；206名反对；198名完全没有意见。皇帝立刻批准了夏言对天、地、日、月的四种单独献祭的建议，命令有关的尚书们与夏商议细节。
1530年12月，皇帝在南郊新的圆形祭坛主持了首次对天的献祭；1531年6月，在北郊新的方形祭坛主持了对地的献祭。1531年8月张璁被免职。他由于不肯在这个方案中合作，失去了皇帝的恩宠。
孔子（他于738年获得了王的身份）的献祭和封号于1530年11月改定。皇帝要停止用帝王对天献祭的礼仪来献祭孔子，他还要废除所有曾经授予孔子及其门徒的贵族的荣誉和称号。他不喜欢当他在孔庙主持仪式时，不得不在孔子像前行礼；他认为皇帝在王前下跪是不适当的。他再次一意孤行。对孔子的献祭简化了，完全和帝王的献祭分开，孔子的爵位被取消。1530年晚期，他把对以前的帝王的献祭和皇帝对天的献祭分开，并为这种典礼建立了专庙。这些以及其他的改变，由于使皇帝的献祭和其他一切典礼在性质上有了差别，全都提高了皇帝的身份。
皇帝于1532年停止主持对地的献祭，于1533年停止主持对天的献祭。在他统治的随后33年中，他再已没有参加这两种献祭。他对朝廷礼仪的兴趣和使他的父亲身后成为正统皇帝的计谋始终联系在一起。在重定大礼中，他不能为他的父亲获得其中的一个位置，他因而失去了兴趣。
1534年9月，他又提出了重新布置北京的太庙问题。南京的太庙在8月焚毁，接着朝廷奉命讨论应办事宜。夏言知道皇帝想的是什么。他建议重新安排和太庙有关的所有位次，放弃重建南京太庙的想法，在北京举行所有重要的祖先献祭。［14］ 在这个新的安排中，每个皇帝都将有一座单独的庙。新建筑群的工程于1535年春开始，九个新庙于1536年12月完工。开国皇帝和他的祖先的神主留在中央向南的庙里，而其他皇帝的神主被安放在较小的庙里，这些庙排列在中央那座庙的前面，向东和向西。他在10月已经更改了他父亲的庙的名称，他父亲的庙仍然和这些庙分开，以便符合用于新的太庙建筑群的名称。他现在只需把他父亲的神主送入太庙了。
1538年7月，他在一个退职的地位较低的官员的建议下，恢复了一种古老的仪式，以便他父亲能够在一种对上帝的献祭中祔祭，就像本朝最早的两个皇帝在皇帝对天、地的献祭中祔祭一样。这个建议的提出者是丰熙（1468—1537年）之子丰坊（1523年中试），丰熙领导了1524年8月朝臣的抗议，此前一年在谪戍中死去。只有属于皇帝世系的人才能在这种对天的献祭仪式中配享。自古以来已故的皇帝就作为配享的人包括在最重要的献祭仪式中，以敦促受祭者享用祭品。这种新的仪式也应当每年秋季在所有帝国的行政地区中举行，在那里，皇帝的臣民都将供奉他，正像他供奉上帝一样。
1542年，他干脆以这种新的仪式代替在南边祭坛举行的皇帝的献祭，又制定另外一种对天神的献祭，这种献祭代替在北边祭坛举行的献祭。在皇城的西苑内修建了两座新殿以举行这些新仪式，自此以后他便在这两座殿内献祭，他已故的父亲配享。皇帝借助于恢复这些仪式，实现了他的两个目的。第一，他给予他的父亲一种只给予已故皇帝的礼仪方面的职分，由此确立了一种把他父亲包括进皇帝世系的托词；第二，他制定了一种对皇帝的崇拜仪式，这有利于提高他自己在整个帝国的威望和权力。
皇帝使他的父亲这样暗暗地挤进了皇帝世系，于1538年10月给予他通常留给一个朝代的次要的或辅助创业的皇帝的谥号。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首先必须给予永乐皇帝一个新谥号。他通过把永乐皇帝的谥号由太宗改为成祖，给予他以给予开国皇帝的相同的礼仪身份，开国皇帝也具有“祖”的谥号。他这样做，便暗暗地认可了本朝的另一个皇帝在和他所具有的同样基础上（弟接替兄），在名义上继承了皇位，并建立了在位皇室的一个并列的支系。他用这种方式把他自己和永乐皇帝相比，借以避免对他的行为的一切批评，因为那时没有人会怀疑永乐皇帝的正统性。［15］
他父亲作为皇帝世系的一个成员，他的神主便应入太庙。皇帝让它安放在他的伯父弘治皇帝的庙中，并排列在他的堂兄正德皇帝的神主之上，尽管他的父亲事实上曾是正德皇帝的臣子。他在17年之后终于让他的父亲像太庙中所有其他皇帝一样成了一个皇帝，除了一个细节——他父亲的庙仍和其他的庙分开。
1541年4月30日，在一场凶猛的暴风期间，太庙院内发生了一场火灾，所有九座新的祖庙都被烧毁。只有分开的皇帝父亲的庙未被波及。他的下一个策略的舞台布置好了。1543年12月，他下令依照原来的布局（1535年他改变了原来的布局）重建太庙，以便包括他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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