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泰昌、天启、崇祯三朝，1620——1644年
第10章 泰昌、天启、崇祯三朝，1620——1644年 (第2/3页)
响。另一个含意是，这些灾害并不说明古典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正确，即人口的迅速增长剥夺了农业地区抵御灾害的能力。还不如说，它们似乎反映出（至少是部分地）某些经济先进和人口稠密的地区更容易受到巨大的内部和地区间谷物市场上哪怕是暂时的混乱的打击。的确，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即使在17世纪40年代初折磨长江三角洲的可怕的“饥馑”中，当地仍有大米可买。问题是本地的歉收和其他种种因素促使价格高涨，许多人根本买不起罢了。
但是，为什么在17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里，对于食物的支付能力竟然成为问题，为什么明朝政府对缓和局势显然无能为力？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简单扼要地考虑一下16世纪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某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丝毫不是由于中国参与了有时被称为“欧洲的扩张”的开始阶段，而是有比那个术语所包含的意思复杂和有趣得多的原因，至少对研究亚洲历史的学者来说是这样。16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经济有了虽不稳定然而是实质性的增长，这再次与欧洲的发展相平行，或者还以某种迄今尚不了解的微妙方式与其发生联系。然后，随着长崎和马尼拉在16世纪70年代成为主要的贸易中心，商业活动在东亚水域急剧增加。没有多久，中国的丝绸就在京都和利马的街上被人穿着，中国的棉花在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市场上出售，中国的瓷器成为从堺到伦敦的时髦家庭中的用品。
中国由于出口奢侈品而得到大量的日本白银和西班牙-美洲白银，这个事实明显地影响了16世纪后期中国某些经济部门的增长。这种增长证明一是件好处多于坏处的事。在积极方面，在这个国家的先进地区，如南直隶南部、江西，以及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和广东，已经是很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变得更快了。商人、放债者和实业家趁此机会大发其财，奢侈品开支和个人劳务费用的增加证明了这个事实并在这个时期的通俗文学中有生动的描写，［5］ 此外，会馆、当铺、银号和钱庄的激增也证明了这一点。［6］
明朝政府也从这种货币流通的增长中得到好处，因为这使它能够对复杂与过时的赋税制度进行早就需要的改革。［7］ 尽管复杂并受制于区域性甚至地方性的差异，改革把大多数田赋、徭役以及加派改为征银，从而使王朝立足于也许是从未有过的比较健全的财政上。军队的编制加强了，陆疆和海疆是安定的，这个帝国的绝大部分似乎沉浸在一种普遍的和平与繁荣的气氛中。
这种气氛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输入的白银不能解决晚明中国的所有难题。的确，它助长了这样一些新问题的产生，如严重的物价上涨，无控制的城市发展和投机生意，一些论者说，这些发展加大了贫富悬殊与社会紧张。［8］ 17世纪初，当部分地由于政府改变了开支政策而导致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紧张加剧了。例如在1570年以后，岁入白银虽有惊人的增加，但仍赶不上政府开支的迅速上升。［9］
军事开支猛增。16世纪90年代在朝鲜对日本的两次花费很大的出征，在西南边疆与暹罗、缅甸以及土著居民之间不断发生的问题，在北方和西北方蒙古人恢复了的压力，在东北方满族力量的不祥的增长，这些都增长了防御费用。还有大笔的款项用在维修和改进大运河网，加固长城的某些部分，重建北京毁于1596和1597年火灾的几座宫殿。［10］
万历皇帝的穷奢极侈，使帝国的财力更加紧张。在他的财政上稳健的首辅张居正1582年去世后，他就开始了挥霍，为自己、皇室，特别是他的儿子们的婚事和授职仪式任意花钱。［11］ 这位皇帝除了每年大笔的金银收入外，还征收丝绸、瓷器、珠宝和其他奢侈品。他仍不感到满足，经常挪用国库银两，征收特别捐税，用来付账和填满他的内库。虽然皇帝的花费无疑刺激了明朝经济的某些部门，但万历皇帝的挥霍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它带来的好处。
除帝国的即官僚的控制外，其他一些因素也给晚明经济带来有害的影响。其中重要性不算小的是国家货币制度的性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随着本朝纸币的崩溃，一种基于用银两和政府发行的铜钱进行交易的货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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