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泰昌、天启、崇祯三朝，1620——1644年
第10章 泰昌、天启、崇祯三朝，1620——1644年 (第3/3页)
发展起来。由于在本朝的许多时期质量好的铜钱供应不足，白银就在经济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只要中国依靠国内的白银，国家对进入货币供应领域的金属数量就有所控制。但在16世纪后期外国银块大量流入后，这种控制就丧失了。
这样，虽然日本和西班牙-美洲的白银对刺激晚明经济有帮助，但银块的不平衡流动产生了某些危险。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白银生产的波动，马德里和江户的保护主义情绪，海上掠夺和船舶失事，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在17世纪的对外贸易自始至终很不稳定。在目前讨论的这个时期特别变幻莫测。在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当这种波动跟折磨中国和东亚其他部分的气候反常、洪水、干旱和歉收巧合时，影响就特别严重。
［1］ 西方著作中缺少关于这个案件的详细叙述，使笔者不得不对此花费些篇幅。提醒读者，多数中国作者由于受有关这个案件的道德含意的干扰，倾向于保持一种有选择性的眼光。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明实录·神宗实录》[380]只是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第10014、10016、10020、10026、10029、10031、10032、10041、10043、10047、10056、10061、10064和10067页的记载和多数第二手资料有相当大的不同。顾秉谦等编撰的《三朝要典》[291]（1626年；影印本，台北，1976年）中的关于此案的反东林的不同看法也应查阅。
［2］ 见前《政治斗争中的东林》。
［3］ 参见《东林党》，《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及本节上文。
［4］ 参见下文《万历朝晚期的三大征》。
［5］ 福建省的官员们于1575年过早地上报林凤即将被捕获，这没有多少疑问。一份中国资料在1575年11月1日这个日子下记载了以下互相矛盾的两条：“海盗林凤克吕宋国”和“吕宋献俘”。应当指明，这个时期许多中国人把新来的西班牙人和土著的菲律宾人混淆了。见谈迁撰：《国榷》（约1653年；重印，北京，1958年），第4276页。这两条未见于《明实录·神宗实录》。拉奇将“吕宋贡使”系于1576年。见唐纳德·F.拉奇：《欧洲发展过程中的亚洲》[302]（芝加哥，1965年），第789页。这源于申时行：《大明会典》[465]（1587年；重印，台北，1964年），106，第8叶。这一失真报导的创始者是福建巡抚刘尧晦。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1264页。
［6］ 参见前文《没有选择余地》。
［7］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7536页；《国榷》[498]，第4934页。
［8］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6168页；朱国祯：《涌幢小品》[107]（1621年；影印本，上海，1953年），第18—19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1658年；重印，台北，1956年），62—64。
［9］ 冯的短篇小说题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161]，见于他的《警世通言》（序，1624年；重印，北京，1956年；第2版，北京，1981年），是其中第32个故事。它被译为《妓女的宝箱》，载杨宪益和戴乃迭译：《妓女的宝箱：10至16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612]（北京，1981年），第246—271页。
［10］ 有些资料指出，鄂尔多斯蒙古人提供了30000坐骑支援叛乱者。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63。发生的事情是，1592年9月12日鄂尔多斯蒙古人和哱拜之间一封允诺大量援助的信，据说被中国人截获。这一消息传送到北京已经过时。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4696，4700页。
［11］ 见乔治·桑塞姆：《日本史，1334—1615年》[445]（斯坦福，1961年），第22章；也见小西行长传记，《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28—7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