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朝，1628—1644年
崇祯朝，1628—1644年 (第3/3页)
袭击了河南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然后他向北移动，在1642年1月中旬包围开封，这座省城是他在1641年想夺取而未取得的。2月中旬，他把注意力转到这座城市南边和东边靠近山东的地区，在这里停留了几个月，击溃地方防御，积累力量，在5月再次包围开封。这次围攻持续了将近5个月，围攻结束时城中有几十万人死亡，有的死于饥饿或疾病，其余的死于穿城而过的洪水，因为造反者在10月初挖开了黄河上的几处关键堤防。由于开封破坏得很厉害，李自成没有在这里久留，便转向更有希望的地区。到11月，他回到开封西南60英里的南阳附近。
政府很快从陕西调来一支军队，这使李自成感到意外，他于是调头向东，歼灭了河南残余的少数官军，消除后顾之忧。然后进入湖广北部。1643年1月，他轻而易举地击败明将左良玉（1598—1645年）［78］ 指挥的纪律败坏和完全丧失士气的军队。左良玉和他的人马沿汉水流域溃退，李自成占领了战略城市襄阳。在随后几个月里，李自成除掉了造反队伍中潜在的竞争者，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建立起政府的框架，代替明朝的统治。襄阳改称襄京，给这座城市增加了帝王气氛，在传统的官僚机构中任命了新的官员，李自成暂时忍住没有称帝，而是称新顺王。
但他一心一意要推翻明朝，1643年夏末，他回到河南，准备进攻北京。首先，他必须对付总督孙传庭（1619年进士，死于1643年），［79］ 他曾在1642年在南阳打败过他。自那时以来，孙传庭在陕西建立起一支可观的军队。虽然他怀疑实行进攻战术是否明智，但还是服从了京师来的命令，在秋末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在这次对造反军作战的初期，孙传庭相当成功，使北京的军事策划者很高兴。但后勤以及其他的问题，使他不能继续进攻，到11月初，他开始全面撤退。李自成追赶他，通过潼关进入陕西，11月中旬，孙传庭在一次勇敢的最后抵抗中被杀。1643年11月22日，李自成占领省城西安，并在两个月内控制了该省的绝大部分。他现在的事是向北京进军了。
他这次进军像过去许多次那样，得到满族人的威胁的帮助。满族人迫使明廷把人员和物资调往东北前线，而不能用来对付陕西和别的地方的造反者。1641年9月，总督洪承畴（他是在1638—1639年冬从西北调来抵御满族人入侵北直隶和山东的）企图援助在锦州附近被围的明将祖大寿，但在山海关东北100英里的地方落入皇太极设下的圈套。一切救援的企图都失败了，在1642年的3月和4月，这两员明将先后投降。1642年4月8日锦州陷落后，明朝在长城以北的防御实际上崩溃了。
1642年夏末，皇太极在与明廷的秘密讲和失败之后，［80］ 派他的哥哥阿巴泰（1589—1646年）［81］ 和其他将领乘胜进入中国东部，远至南直隶北部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了将近七个月。当它结束时，明廷在许多地方的控制受到严重削弱；无数官员和地方领袖在战斗中被杀或自杀。单是阿巴泰一人据说就攻下了94座城镇，俘虏人，夺得大量战利品。［82］ 不管这些数字怎样被夸大，无庸置疑的是，北直隶、山东和南直隶的破坏，使明朝丧失了免于失败的机会。
这次战役也导致了首辅周延儒政治生涯的突然而可耻的结束。1643年5月，当满洲军队从山东北移，对北京构成威胁时，周延儒自请去京师东边几英里的通州督师。皇帝立刻接受了他的请求。他去通州显然是决定与敌人交战，如果情况变得绝对必要的话，但是由于满族军队撤到了长城以北，通州没有什么战斗。尽管这样，他仍然声称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于6月下旬回到北京，大受奖劳。20来天以后，皇帝知道了这次“胜利”的真情，将他罢官。这年的晚些时候，他以贪污罪被捕，于1644年1月15日赐死。
这时朝廷面临的形势非常暗淡。一位作者对此作了贴切的描述：
1644年初，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五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100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吃的。士气和纪律涣散到这种地步，一个将军报告说：“你鞭打一个士兵，他站起来；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又躺下了。”王朝快完了，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时还没有完。［83］
［1］ 黄尊素传见《明史》[41]，245，第6360—6364页。
［2］ 见本章，《移宫案》。
［3］ 贺凯：《东林运动》[270]，第132页。关于这个奏疏的详细讨论，见贺凯：《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第200—205页。
［4］ 万燝传见《明史》[41]，245，第6367—6368页。
［5］ 赵翼：《廿二史劄记》[46]（序，1795年和1800年；上海，1937年重印；台北，1971年重印），第514—515页。
［6］ 冯铨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40—241页。
［7］ 周顺昌传见《明史》[41]，245，第6353—6355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4—277页。又见贺凯：《苏州和魏忠贤的代理人：〈开读传信〉译文》[268]，见《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京都，1954年）第224—256页。
［8］ 《国榷》[498]，6，第5330页；赵翼：《廿二史劄记》[46]，第512—513页。
［9］ 崔呈秀传见《明史》[41]，306，第7848—7850页。
［10］ 《明史》[41]，110，第3379—3381页。
［11］ 《明史》[41]，112，第3492—3495页。
［12］ 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和新加坡，1968年），第17、32页。
［13］ 同上，第17—18、63—64页。
［14］ 布希：《东林书院》[13]，第57—66页；和约翰·梅斯基尔：《明代的书院与政治》[376]，见《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和伦敦，1969年），第171—174页。
［15］ 《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68—71页。
［16］ 《明史》[41]，第7845页。
［17］ 朱由检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91—192页。
［18］ 例如，见艾伯特·詹：《明朝的衰亡：内因研究》[18]，哈佛大学学位论文，1953年，第10页。
［19］ 《明史》[41]，114，第3542页。
［20］ 《国榷》[498]，6，第5387页。
［21］ 赵翼：《廿二史劄记》[46]，第513页。
［22］ 倪元璐传见《明史》[41]，265，第6835—6841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87页。又见黄仁宇：《倪元璐：一个新儒学学者和政治家的“现实主义”》[253]，载《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137]，狄百瑞编（纽约和伦敦，1970年），第415—449页。
［23］ 刘伯涵：《论袁崇焕与东林党的关系》[351]，《历史研究》，4（1958年），第11—27页。
［24］ 詹：《衰亡》[18]，第10—11页；和杰里·登纳林：《嘉定义士：中国17世纪的儒家领导阶层与社会变迁》[142]（纽黑文和伦敦，1981年），第28—29页。
［25］ 钱谦益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48—150页。
［26］ 温体仁、周廷德传见《明史》[41]，308，第7923—7937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7—279、1474—1478页。
［27］ 郑芝龙、熊文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10—111页；《明史》[41]，260，第6733—6738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2—566页。又见威尔斯：《海洋中国》[568]，第216—220页；刘香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947—949页。
［28］ 皮埃尔·昌努：《古伊比利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16、17、18世纪）：方法与活动迹象介绍》[50]（巴黎，1960年），第148—160页；和埃玛·海伦·布莱尔和詹姆斯·亚力山大·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1493—1803年》[8]（克利夫兰，1903—1909年），23，第29—92页。
［29］ 布莱尔和罗伯逊：《菲律宾群岛》[8]，24，第254—255页。
［30］ 例如，这个时期输入欧洲的西班牙-美洲金银的估计，见厄尔·J.汉密尔顿：《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1650年》[196]（坎布里奇，1934年），第34和42页；对这些数字的评论，见皮埃尔·维勒：《黄金与货币史》[523]，朱迪思·怀特译（伦敦，1976年），第193—194页。
［31］ 查尔斯·R.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澳门与古日本贸易史，1555—1640年》[10]（里斯本，1959年），第115—144页。
［32］ 下面一段大大有赖于詹姆斯·B.帕森斯的《明末的农民起义》[418]（图森，1970年），第1章。也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上海，1948年），第15—51页。
［33］ 《国榷》[498]，6，第5469页；李文治：《晚明民变》[354]，第24—25页。
［34］ 杨鹤传见《明史》[41]，260，第6725—6728页。
［35］ 皇太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3页。
［36］ 满桂传见《明史》[41]，271，第6957—6960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61—562页。
［37］ 迈克尔·库珀（耶稣会）：《通译员罗德里格斯：一个在日本和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126]（纽约，1974年），第342页。
［38］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26页。
［39］ 祖大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769—770页。
［40］ 《明史》[41]，271，第6966页。
［41］ 张存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11]，第56—57页。
［42］ 孔有德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35—436页。
［43］ 耿仲明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16—417页。
［44］ 孙元化传见《明史》[41]，248，第6436—6437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86页。
［45］ 钱龙锡传见《明史》[451]，251，第6484—6486页。
［46］ 乔允升、曹于汴传见《明史》[41]，254，第6553—6557页。
［47］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
［48］ 钱象坤传见《明史》[41]，251，第6492—6493页。
［49］ 何如宠传见《明史》[41]，251，第6491—6492页。
［50］ 《明通鉴》[210]，4，第3165页。
［51］ 《明史》[41]，305，第7827—7831页；艾伯特·詹：《衰亡》[18]，第56—57页；和邓恩：《巨人的一代》[148]，第253页。
［52］ 例如，见《明人传记词典》[191]中的讨论，第1477页。
［53］ 文震孟、何吾驺、钱士升、姚希孟等人的传，见《明史》[41]，216，第5718—5719页；251，第6487—6488页、6495—6499页；253，第6532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7—239、1467—1471页。
［54］ 关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的更详细的讨论，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22—52页；和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26—43页。
［55］ 虽然其相互关系（如果有的话）尚待研究，但应指出在17世纪30年代初，印度北部的许多地区也遭受严重干旱。关于接着发生的经济灾难和人的困苦，见威廉·哈里森·莫兰：《从爱克巴到奥伦寨：印度经济史研究》[394]（伦敦，1923年），第205—219页。
［56］ 陈奇瑜传见《明史》[41]，260，第6729—6732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5页。
［57］ 李自成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91—493页。
［58］ 洪承畴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8—360页。
［59］ 卢象昇传见《明史》[41]，261，第6759—6765页。
［60］ 见地图26。
［61］ 关于这次秘密会议，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38—40页。
［62］ 曹文诏传见《明史》[41]，268，第6893—6898页。
［63］ 吴甡传见《明史》[41]，252，第6521—6525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94—1495页。
［64］ 英文著作中关于这次起义的最新讨论，见彼得森：《匏瓜》[425]，第36—37页：和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门第：明清两代的安徽桐城县研究》[6]（剑桥，1979年），第43—45页。
［65］ 彼得森引方以智的话，《匏瓜》[425]，第36页。
［66］ 关于这些弊病和试图改革它们的详细讨论，见登纳林：《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143]。
［67］ 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第121—122页。
［68］ 同上，第119页。
［69］ 这时中国许多地方的情况似乎与法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情况相似。简·德弗里斯：《危机时代的欧洲经济，1600—1750年》[141]（剑桥，1978年）第63—64页。
［70］ 布莱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8]，30，第51、69—70页。
［71］ 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10]，第145—158页；小叶田淳：《日本16、17世纪的金银生产与使用》[288]，W.D.伯顿译，《经济史评论》，第2辑，18，2（1965年8月），第256页。
［72］ 这些问题的讨论，见杰里·登纳林：《许都和南京的教训：江南的政治一体化和地方防务，1634—1645年》[144]，见《从明至清》《476》，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89—132页。
［73］ 《明史》[41]，110，第3386—3389页。
［74］ 关于这次袭击，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38—39页。
［75］ 薛国观传见《明史》[41]，253，第6537—6541页。
［76］ 黄道周传见《明史》[41]，255，第6592—6601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45—347页。
［77］ 杨嗣昌传见《明史》[41]，252，第6509—6521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38—1542页。
［78］ 阿济格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5页。
［79］ 关于条约，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页和第1372—1373页。
［80］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16页。
［81］ 例如，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124页关于这一点的简要讨论。
［82］ 张献忠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7—38页。
［83］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4—565页关于这个决定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