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明代的历史著述
第12章 明代的历史著述 (第3/3页)
国利病书》（ 8. 1. 10），根据的是书本资料，主要是方志，以及广泛的旅行记。顾炎武旅行的主要目的，很少是为了凭吊历史遗址和收集文物（就像他以前的大多数学者那样），而是为了“亲身视察农民战争的地区，估计其地势的战略价值，供今后抵抗之用”。［22］
在所谓历史的辅助科学如金石学或目录学方面，没有出现大的革新，但在明朝后半期，它们受到足够的重视并有进一步的发展。金石学是杨慎［23］ 涉及的许多领域之一，他是16世纪初一位杰出的多才多艺而富于创造力的学者。是第一个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的青铜鼓的人。［24］ 焦竑编著的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明代作家著作目录《国史经籍志》（1590年），显示出他广泛的阅读和文献学才能，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文献学著作之一。［25］ 它后来被黄虞稷［26］ 的《千顷堂书目》（见本章注[92]及有关正文）部分地取代，后者包括整个明代直到1644年。
总的来说，晚明时期的文化繁荣和思想多样化几乎在一切形式的历史著述中都是明显的。下面各节将详细讨论明代历史编纂的各个方面。
［1］ 拉尔夫·C.克罗采：《国姓爷与中国民族主义：历史，神话与英雄》[130]（坎布里奇，1977年）；唐纳德·基恩：《国姓爷的战事：近松的木偶戏，其背景与影响》[284]（伦敦，1951年）。
［2］ 谢国桢：《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220]，见《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221]（上海，1934年），附录Ⅱ，第290—328页。
［3］ 庄金德：《郑氏军粮问题的研讨》[112]，《台湾文献》，12，1（1961年3月），第55—66页。方豪：《由顺治八年福建武闱试题论郑氏抗清的主力》[155]，《大陆杂志》，22，6（1961年3月），第1—20页。
［4］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幼师学志》，11，2（1973年6月），第10、18页。
［5］ 关于郑联和郑彩与郑芝龙的血缘关系，见郑喜文：《明郑史事五则》[63]，《台北文物》，10，1（1961年3月），第81—84页。
［6］ 关于很受称许的“三征长江”的日期和情况很难确定。这里根据的是李学智的推论和考证，见他的《重考李振华先生〈明末海师三征长江考〉》[322]，《大陆杂志》，7，11（1953年12月15日），第7—8页，和7，12（1953年12月30日），第21—27页，附有《文献丛编》的补充证明，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北平，1930－1937年；台北1964年重印），Ⅰ，第426—428页。
［7］ 石万寿：《论郑成功北伐以前的兵镇》[471]，第7页。
［8］ 郑成功手下获得爵位和文武官职的人的详尽名单，见赖永祥：《明郑藩下官爵表》[303]，《台湾研究》，1（1956年），第79—101页，和2（1957年），第47—78页。
［9］ 关于郑成功接受永历帝一系列爵位的日期，主要资料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见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第87—112页。
［10］ 关于这一点和下面提到的见解，见廖汉臣；《延平王北伐考评》[341]，《台湾文献》，15，2（1964年6月），第47—74页。
［11］ 关于张名振的死期，廖汉臣的有所根据的猜测[见他的《鲁王抗清与二张之武功》[340]，《台湾文献》，11，1（1960年3月），第102页]，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的《明清史料》[118]（北平，1930年）第一编第4卷第576叶有明确的证实，即在1月12日至25日之间的某个时候。
［12］ 李振华：《张苍水传》[312]（台北，1967年）；石源道博：《张煌言之江南江北经略》[275]，《台湾风物》，5，11—12（1955年），第7—53页。
［13］ 7个州，3个县和32个地区。这个数字是从各种资料推算出来的，大于通常所引用的张煌言《北征得失纪略》[34]中的记载，见《张苍水诗文集》（1659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42，卷1，1967年），第3—4页。
［14］ 确定郑成功在台湾登陆的准确日期，一直是个问题。关于结论性的研究，见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问题》[54]，《厦门大学学报》，1（1962年4月），第158—164页；田大熊：《国姓爷的登陆台湾》[512]，石万寿译，《台北文献》，44（1978年6月），第111—121页（最初发表于1938年）。
［15］ C.E.S.〔弗雷德里克·揆一〕：《被忽视的福摩萨》[14]，伊内兹·德·波克莱尔等编（台北，1975年）。
［16］ 李腾嶽：《郑成功的死因考》[332]，《文献专刊》，1，3（1950年8月），第35—44页。
［17］ 提到他的资料通常称他为郑世袭，因为除长子外，郑芝龙的其他儿子的名字都加了“世”宇。关于安平郑氏宗谱，见廖汉臣：《郑氏世系及人物考》[339]，《文献专刊》，1，3（1950年），第54—64页。
［18］ 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牌录》[379]（1732年序；1969年台北影印），1和2。
［19］ K.T.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哈佛亚洲研究杂志》，7，（1942—1943年），第203—260页，引文在第203页。
［20］ 吉川幸次郎：《进步的一种形式——关于宋以后中国的进步》，《朝日新闻》，1958年1月3日；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619]（东京，1974年），13，第605—607页。又见巴巴拉·克拉夫特的一篇有关的文章：《关于中国其他文学形式的进展：吉川幸次郎的论文》[290]，载《亚洲博物学和民俗学会通信》，84（1958年）；重印，载《吉川幸次郎全集》（东京，1969年），13，第617—622页。
［21］ 关于不同的历史著述分类体系，见郑鹤声：《中国史部目录学》[61]（上海，1930年）。
［22］ 见吉川幸次郎：《元明诗概说》[618]（东京，1963年）。
［23］ 见波得·奥尔布里希：《13和14世纪蒙古统治下的中国邮传》[410]（威斯巴登，1954年），第12—20页。
［24］ 各种各样的“大全”后来甚至被戏呼为“大不全”。见内藤虎次郎：《支那史学史》[404]（东京，1961年），第340页。
［25］ 吴：《明代的印刷和印刷业者》[595]，第228—229页，注3。
［26］ 译者按：应为1109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