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私的和私人的综合体和编年体编史工作
半私的和私人的综合体和编年体编史工作 (第2/3页)
含了错误的叙述，有歪曲史实之嫌。皇帝甚至下令禁止并销毁印板。但像过去和现在经常发生的那样，禁书只不过增加了书的名声。
它被反复重印、增补、重编，直到1627年，即天启末年。有朝鲜版和日本版。沈国元的《皇明通纪从信录》（1620年， 1.2.6）是其中很流行的一种修订增补本，有批语和旁注。作者改正了《皇明通纪》中的一些错误，他的本子被认为是这部著作最好的版本，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加区别地收入了各种各样的资料。与此大不相同的是，同一作者关于泰昌和天启时期（1620—1627年）的《两朝从信录》（1621年，1.2.6），则主要依据实录。
其他一些流行的编年体明史是在清初出版的。一部是《通纪会纂》（ 1.3.8），被认为是（可能是骗人的）锺惺（1574—1625年）所著，此书写明朝历史到1646年为止。锺惺是著名诗人。也许由于他的名气，编者和出版商在他死后用他的名字来替伪作做宣传，这种做法在17世纪的中国似乎是司空见惯。
一桩臭名昭著的公案涉及《史纲评要》，这是一部起自古代终于元末的编年史。这部著作包含被认为是李贽写的评语。它在文化革命中被“发现”并重印，当时李贽作为一个“反对儒家和赞成法家”的人物享有盛名。但是，四人帮垮台后，李贽的作者身份证明是假的，《史纲评要》则是晚明的一部抄袭之作，根据的是姚舜牧（1563—1627年）的《史纲要领》（1610年）。［4］
另一部流行的历史著作是《通鉴明纪全载辑略》（1696年，1.3.9），它的有些版本甚至包括了南明，这部著作被认为是清初学者朱璘所作。德马拉甚至利用它编著他的多卷本中国史。［5］ 尽管这两部著作都有许多不同名字的版本并广为流传，但作为史料都没有多大价值。与真正的官修作品相比，这类作品可以认为是真正的野史。
不过，在编年体历史著作中，也有比较博学的。包括下列几种：薛应旂的《宪章录》（1573年，1.3.1），终1521年；黄光昇的《昭代典则》（1600年，1.3.2），终1527年；谭希思的《明大政纂要》（1619年，1.3.5），涉及同一时期。
这类著述中最突出的，是谈迁的《国榷》（约1653年，1.3.7），起1328年，终1645年，包括了整个明代。它根据文献资料，写明朝的最后25年最为详尽。最后这部分占整个著作的六分之一。第一次铅印本根据几种不同的抄本校勘，1958年出版于北京。［6］
有几部编年体著作只涉及有限的时期。关于明初的，可以举出吴朴的《龙飞纪略》（1542年，1.4.2），起1352年，终1402年。这类著作中的大多数写嘉靖和隆庆两朝。范守己的《皇明肃皇外史》（1582年，1.4.4）写嘉靖时期，据说包含实录所没有的资料。清初万言等人编撰的《崇祯长编》（1.4.9）是崇祯时期（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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