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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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28年）：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评价》[368]，安阿伯，1968年。
［2］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0—312页。原文引自《修史条议》[231]，在刘承幹编的《明史例案》[347]（1915年；复制重印，北京，1982年）中，题为《徐健庵修史条议》，见该书卷2，第10叶。徐乾学为他的历史编纂评论写的序言，可以在下列书中找到：《明史例案》2，第1叶和徐乾学的《憺园文集》[232]（1697年；重印，《清名家集汇刊》，昌彼得编，台北，1979年），19，第20—21叶。
［3］ 浅野忠允：《明实录杂考》[1]，《北亚细亚学报》，3（1944年10月），第254—285页。
［4］ 关于尚存手抄本的传播和两种刊本的起源，见傅吾康：《介绍》[172]，第22—23页；间野：《明实录之研究》[370]，第91—115页。
［5］ 黄虞稷（1629—1691年），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5—356页；《千顷堂书目》[260]（17世纪后期；重印，《适园堂丛书》，1，台北，1967年），177，第1—6页。据编者张钧衡的跋，这个目录是《明史·艺文志》[41]的主要资料来源。又见王遵通（音）：《黄虞稷（1629—1691年）史部新校注本》[556]，学位论文，吉隆坡，马来亚大学，1968年。
［6］ 关于《大明日历》，见本章注[52]及有关正文；关于《宝训》，见本章注[59]的有关正文；关于《三朝要典》，见本章，《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关于万历朝起居注，见本章，《国史馆》。
［7］ 牟复礼：《诗人高启，1336—1374年》[399]，第162—165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697—698页和第1227页。李晋华在1932年发表一篇《明代敕撰书考》[320]，见《哈佛燕京国学引得丛书补编》，3。
［8］ 《皇明祖训录》[386]（6.1.12）（1373年；重印，《明朝开国文献》，台北，1966年），第1686页。
［9］ 酒井忠夫在他渊博的《中国善书研究》[443]（东京，1960年）中，列出56种这类官方出版物的有注释的名单。
［10］ 见本章，《有关历史或作为历史资料的明代政府出版物》。
［11］ 见本章注[92]。
［12］ 关于“综合体”，见杨联陞：《中国官修史书的结构》[609]，第4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