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成年:崇宗(1086—11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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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的成年:崇宗(1086—1139年) (第1/3页)

    与仁宗(1140—1193年)

    崇宗和他的辅弼大臣们领导这个国家经历了与宋朝间的最后的斗争时期,并且支持辽朝反抗女真征服者——金。西夏对辽朝的支持一直持续到了1124年辽朝覆亡时,这时新的形势迫使西夏与中国北方的新主人达成了协议。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创设了一套对党项政府的控制制度。虽然到1139年,即在崇宗末年为止,陕西与金尚无确定的边界,虽然女真人一再背弃他们对一些领土的许诺,让党项人十分恼火(党项人一再提出对夏—金边界有争议的地区拥有主权),但是西夏还是赢得了一个长期的和平时期——这时西夏已逐渐断绝了与宋朝的关系。

    崇宗和他的继承人仁宗的国内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增强中央政权对军队及其首领、对仍然握有实权的部落贵族的控制权。部落贵族对于任何削弱他们传统特权的措施,当然都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尽管皇帝努力向这些首领灌输儒家思想,但是他们对朝廷的忠诚主要还是通过君主与大氏族之间的妥协契约来维系的,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妥协,契约诸方才得以保证各自的地位。在法律文本和12世纪时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创设的制度条文中,都将这种契约关系列入了正式内容之中。[1]

    崇宗是在嵬名氏的长者们的拥戴下重新得到王位的,在他统治的初年(即在1099年他母亲去世之后),崇宗与嵬名氏的元老们共同掌握政权,并决心在此基础上巩固嵬名氏对国家政权的控制。首先,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削弱军事官僚集团,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嵬名氏原来的盟友。1103—1104年,皇帝褫夺了仁多氏的军权。仁多保忠遭到贬谪,并因怀疑谋反,又被召回了首都。后来,崇宗授与其弟嵬名察哥以高位,由他来统率党项军队。作为一名完全称职的将军,嵬名察哥在任职后的十年里,取得了好几次对宋朝军队的重大胜利,直到大约1156年去世为止,他一直是党项政府中最具实力的人物之一。[2]

    在贞观年间(1101—1113年)——这是崇宗为了乞求他所极为推崇并尊为楷模的唐太宗的护佑,而精心选择的一个吉祥的年号——崇宗发布了名为《贞观玉镜统》的军事法典,该法典原为西夏文,有残片保留。[3] 崇宗还设立了一所国学,有生员300人,由政府提供俸薪。他还尽量擢拔具有才能,特别是有学问的人担任官职。据晚出的一条史料记载,皇室嵬名仁忠亲王精通汉文和西夏文,他曾在内廷任职,并在1120年接受了爵位。后来他就成了政府中“文官”集团的代言人,并常常斥责军队最高首领嵬名察哥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行为。[4] 崇宗及其继承人利用对廷臣的任命让两个集团疲于相互攻讦。

    联姻关系这时显然也是处在严格控制之下。1105年,皇帝与辽朝公主结姻,但是史料中没有记载辽公主和仁宗之母(汉人曹妃)究竟是谁当了皇后。在党项与其宿敌宋朝的斗争中,一直得到辽朝的坚定支持,出于感谢,党项皇室与契丹人发展了一种密切的关系,甚至当形势已十分明朗,保持与契丹间的亲密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时,党项人还继续帮助辽朝的末代皇帝逃脱女真的追袭。据称,崇宗的契丹妻子和她的儿子是在契丹皇帝被女真追击者抓获之后,于1125年因伤恸过度而死的。[5]

    根据相当晚出的资料(即19世纪时吴广成所著《西夏书事》)记载,崇宗在他统治的倒数第二年(1138年),最终将宋朝降官任得敬之女册立为皇后。任得敬后来曾任国相,掌握西夏朝政达20年之久,最后,他还试图在西夏的东部地区创立自己的政权。就12世纪的西夏历史而言,任得敬的经历确实是非常突出的事件之一,但是这件事是由吴广成记述的,缺乏早期史料的佐证。据载,使任得敬得以掌握朝廷大权的那位女儿最初是皇妃,后来被立为皇后,不久又成了皇太后,但她在其他的史料中没有被提到过。可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虽然客观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将任得敬独擅大权的情形与11世纪时他的前辈梁氏相比,两者还是不乏相似之处。

    1139年六月,崇宗去世,时年53岁。帝位由他的儿子、16岁的嵬名仁孝继承(庙号仁宗),仁宗的统治也长达半个多世纪。这两个长期在位的皇帝最终使西夏皇室的统治得以稳定。仁宗继位之后,尊其母曹氏为“国母”,并指定罔氏为皇后。罔氏出自一个门第高贵的党项氏族。[6]

    在仁宗继位前的三四十年间,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战祸频仍,灾害不断,所以在仁宗统治的初年,就面临着起义造反和盗匪遍地的严峻局面。据吴广成记载(这些记载同样也没有其他资料证实),1140年,一群心怀不满的契丹流亡者在李(或萧)合达的率领下起而造反。在当年冬天被镇压之前,造反者曾包围了灵州。1142—1143年,饥荒和地震又引发了夏州和兴州附近地区的严重叛乱。仁宗颁布了免税赈济的措施,在镇压李合达、平定部落起义的过程中,仁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汉族将军任得敬。据记载,仁宗本来要授予任得敬以宫廷的职务,但是在他的顾问、多疑的嵬名仁忠的劝说下,还是将任得敬外派灵州统军,从而将他排斥在了宫廷之外。[7]

    紧接着仁宗在1144年又将儒学机构引入了政府之中。首先,他下诏在全国设置学校,其次又在宫禁中为7—15岁的皇室子孙开设了小学。另一所学校是在1145年创建的“大汉太学”。儒家的祭礼正式实行,并发布命令广建庙宇,在全国各地普遍实行释奠礼。1147年,还开始实施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策举制度。[8] 虽然从其他史料中得知,西夏是承认考试学衔的,但是在党项法律中,还没有发现有关这种作为补充官员手段的考试制度的论述,相反却有许多专门规定官位继承问题的条款,这表明,官职的世袭可能仍然是一条更常见的入仕途径。最后,仁宗在1148年设立了内学,“选名儒主之”,可是在宋史的简短记述中,没有留下关于内学具体内容的记载。

    在探讨党项实施这些措施的动机时,必须要考虑到党项的新的东邻——金朝在这时的崛起。12世纪40和50年代,女真统治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金朝这时已经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在东亚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就金朝而言,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汉族风格的宫廷和官僚机构,以与自己已经获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党项使臣每年都要前往金廷,他们对女真的活动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反之亦然。《宋史》的记载时有错误,如果《宋史》所载年代正确的话,那么党项的改革要比女真早5—10年的时间;例如金统治者完颜亮(1149—1161年在位)下诏修筑孔庙是在1156年,比党项人建孔庙整整晚了十年。[9] 党项统治者提倡儒教,很可能是出于对国内情况的考虑。具体地说,兴州的具有影响力的“儒家”信徒的发展壮大,对于更合理化、更仪式化的皇帝特权典仪的信奉以及官僚政治程序的需要;官僚政治是党项统治者用来反对在党项政权中已露端倪的柔弱、腐败的倾向,反对军事精英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斗争武器。

    任得敬其人就是军事精英的代表人物。事实表明,嵬名察哥充当了任得敬在军队首脑中的保护人,通过察哥的帮助,任得敬才在首都谋得了一席之地。正如我们所见,任得敬的努力最初遭到了嵬名仁忠的反对,据传说,在仁忠去世之后,任得敬以贿赂的手段进入了宫廷,并得到了尚书令的职务。不久,他就成了中书令——虽然任得敬担任中书令到底有多长时间,中书令一职在西夏职责如何,目前都还不很清楚。1156年,嵬名察哥死后,任得敬大权独揽,不仅对自己的戚属委以官职,而且对诬蔑自己的人进行镇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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