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回顾
这一时期的回顾 (第1/3页)
中国传统历史学对684至705年这一时期的态度可以用宋代史学家袁枢作为最鲜明的代表，他称它为“武韦之祸”。［1］ 前面已经提到这种说法的某些理由，很少近代的史学家会不同意这种说法适用于韦后的时代。但作为对武后统治时的描述，这就有欠公道了。
首先，它忽视了她篡位前的成就的意义。武后掌权的中国，王朝通常不过延续两三代；通过应用并扩大控制和集权的手段，她成功地形成了有生命力的和长期持久的统一。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她尊重合法继承的威信；她的夺取皇位，从流血和破坏的角度来衡量，在所有的改朝换代中是最不激烈的一次。它把国家从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来，当然，这点是可以争辩的。
其次，袁枢的观点有严重的偏见。几乎与所有的传统历史学家的观点一样，它因与士大夫的看法和价值观完全一样而大为逊色。［2］ 对他来说，历史是说教的，他的目的是要使未来的统治者相信，武后对大臣们的专断是“灾难性”的。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在她统治的最后几年之前，政府受到她统治作风的危害。太宗官僚集团中特有的集体精神被破坏，但即使对这一批评也应抱保留态度。上层的官员被严厉地抑制，他们的特权也受到限制；但在低级官员中，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地域背景比以往远为广泛，而且晋升的面也更大。在整个唐代，各种考试只提供了全部官僚集团中约10％的人，但只根据这一基数而低估它们的重要性则是错误的。它们——特别是进士考试——的威望是很高的，功名的取得正迅速变成取得最高官职的标准资格。［3］ 标志之一是，有功名的宰相的比率从高祖时的7％上升至太宗时的23％，上升至高宗和武后时的35％，上升至武周朝的40％。此外，科举制可作为一种重要象征。对一切有资格参加的人来说，特别对提供大部分中试者的低级贵族来说，它就是提高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关键。［4］ 对高级贵族来说，它是保持他们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推动了这两个集团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因此它在削弱它们以前那些地方的、离心倾向的特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最后，考试普遍地促进了文学和教育。准备考试的人远远多于通过考试的人，有资格当官的人远远多于当官的人，在686至689年期间，当时的魏玄同估计，有资格当官的人的十分之一成功地取得了官职。［5］ 这样，就留下了大批可用于地方一级教育和行政方面的尚无官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