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的掌权（736—752年）
李林甫的掌权（736—752年） (第1/3页)
李林甫现在是朝廷无可争辩的主宰，他代表的贵族利益稳定地处于上升阶段。第二个宰相为牛仙客，［1］ 他的任期从736年后期至742年他死亡时为止。牛仙客当然不是贵族成员；他出身于关中一个从未有人当官的默默无闻的人家，他的官宦生涯开始时也极为平常，是从胥吏转入流内的。他曾在一个县令属下任佐吏，在县令调到陇右藩镇时已让他当助手。在陇右，他为节度使的属僚，既是一员军事将领，又是行政官员。他在陇右，后来又在河西任节度使时（729—736年），在为军队建立行之有效的后勤体系工作中有突出的成绩。在河西时他帮遥领节度使之职的宰相萧嵩代行节度使职权，总管一切军政，后来又自己任节度使。736年，他调任关中以北极为重要的朔方镇的节度使。
因此，牛仙客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宰相。他不是第一个被提升为宰相的将领；以前薛讷、王晙和萧嵩在玄宗初期因军功而当过宰相。但与他们不同的是，牛仙客既不是出身名门，又没有担任任何文官的经验，甚至也没有在中央政府任何军事部门任职的经历。他是第一个通过边镇新体制而升任宰相的人，他的任命标志着边陲将领日益卷入朝廷政治的时期的开始。
牛仙客当上宰相后，继续任朔方节度使直至740年后期；而在739年，他还总管邻近的河东镇。在738年，李林甫也兼任西北的陇右和河西的节度使，保留这些头衔分别至742和740年。［2］ 虽然这些藩镇的日常行政都由副手处理，但在李林甫掌权的最初几年，政府的军务就这样成为宰相们直接关心的要事，宰相们个人保持着保卫关中京畿道的关键边镇的控制。在739至740年期间，这两个宰相个人控制的军队总数超过30万人。
但是尽管牛仙客有军事经验和对军事将领有影响，他在朝廷却不能采取独立的政策；他是李林甫的人，仅此而已。他不像一般的宰相，既没有宫廷政治的经验，也没有官场内一个普通文官在仕途中必须建立的关系网。他也没有一个有权势的家族作后盾。但是他证明是一个杰出的和有效率的行政官员，谨慎地实施和贯彻李林甫的政策，并且超然于宫廷的争端之外。
李林甫新政权从这一意义上说是恢复到玄宗初年只由几个宰相支配政务的状态。但也存在着重大差别。在姚崇、宋璟和张说当宰相时，首辅宰相是在一个积极参与政务处理的皇帝手下工作的。但在李林甫的漫长任期内，玄宗越来越只关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道教和密宗佛教，并且逐渐不再起积极的政治作用。因此，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几个前任全面，这种形势使英国学者浦立本认为，从736年起至752年李林甫死亡时止，这段时期的特点是李林甫的“独裁”。
玄宗与道教和密宗
前面已经谈到玄宗初年各种反佛教寺院的措施。这些措施继续实施到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722年，政府对寺院土地进行登记，并限制僧侣永远拥有的财产的数量。727年，它又减少乡村未经登记的小祠坛；729年，礼部的祠部开始造册，全面登记所有的佛僧以确立佛僧的地位和防止滥发度牒。736年，对佛僧的管理转由掌管藩邦事务的政府机构鸿胪寺负责，这等于宣布佛教为外来信仰而把它放在次要地位。［3］
与此相反，次年道观受到尊重而被置于宗正寺的管辖之下，理由是唐皇室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如同他的父亲和姐妹那样，玄宗早就对道教发生兴趣。在整个在位时期，他尊奉许多有名的道士。726年，各家各户奉命须保存一本《道德经》，［4］ 玄宗还亲自为它作注。［5］ 732年，各州奉命建立一座尊奉老子的道观。自675年以来，参加进士考试的士子必须把《道德经》作为经典学习（只有武后执政的一段短暂时期例外），参加明经考试的士子似乎也要应试《道德经》。这一时期官方文书引用道教经籍的情况屡见不鲜。
8世纪40年代初期，玄宗对道教的公开赞助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741年，玄宗命令设立专门研究道教的学校，命名为崇玄学，把它们作为国子监的一部分，以使考生按照明经科的模式，为参加关于道教经籍的专门考试（道举）作准备。［6］ 742年，这些经籍都起了崇高的新名，并且都有官修的注释。747年，《道德经》正式被宣布为最重要的经籍。从743年起，老子被授予一系列越来越崇高的称号。此外在742年，玄宗采用新年号天宝，它具有道教的涵义，以表示其天命的统治的性质有了变化。
玄宗还对在他在位期间传入中国的密宗佛教有很大的兴趣。印度密宗大士善无畏于716至735年期间在京师工作，翻译了许多佛经，并为玄宗举行密宗的佛事和唪诵经咒。另一个印度密宗大士金刚智从719至740年也在京师逗留，他的法术给予玄宗以很深的印象，因而被封为“国师”。中国的两位密宗佛教的倡导者为一行和不空，前者以其天文和数学知识闻名，后者曾受到玄宗慷慨的布施。［7］
尽管玄宗试图限制佛教的影响，但密宗佛教吸引玄宗不是偶然的，因为密宗使用法术、咒语和魔法在许多方面与道教的相似，而朝廷的密宗大师们确被指望在唤雨和治病方面与道教术士们争高低。
道教和密宗佛教都不鼓励玄宗积极过问公共事务。两者都鼓励修身养性。在这些影响下，玄宗对他日常的职责越来越不关心。但他不过问朝政的行为应该说是逐步的，肯定不应完全归咎于他信仰的道教。玄宗不像以后几个他的继承人（也确与他的伟大前人唐太宗不同），除了几次国丧时期外，他继续每日紧张地上朝听政，直至755年他已经70岁时为止。没有一个皇帝（不管他是什么超人）能保持玄宗早期的发展速度，而且在40多年中不见放慢。传统的史学家们的指责大部分针对玄宗迷恋道教，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应该注意的是，到742年玄宗已经57岁，而且已积极勤于政事达30个春秋了。
皇位继承问题
几乎在张九龄被贬出朝廷不久，武惠妃的女婿杨洄又指控皇太子和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及皇太子的内兄薛锈（又是玄宗三女之夫）正策划谋反。宰相们再次被召征询意见，但李林甫对玄宗说，此事纯属家事，他与他的周僚不应干预。玄宗于是废太子并把薛锈流配，后来又命他们全部自杀。诸王之母和妻族的许多亲属也被流配。［8］
武惠妃此时实现了她的野心，继位问题悬而未决。但她的胜利证明是短暂的。她死于737年阴历十二月，据民间传说，这是受害而死的诸王的鬼魂作祟所致；她死后被封为后。玄宗现在既无皇后，又无皇储，因为玄宗并没有按照武惠妃的计划让她的儿子寿王李瑁继位，尽管李林甫想竭力促成此事。
在一年多的时期中，继位问题依然不能解决。玄宗有意立三子忠王李玙（元献后所生）为太子，但长期未作决定。最后他采纳其宠幸的宦官高力士的意见，即李玙年长，他的继位权不容易被人反对。［9］ 在玄宗初期就未被立为太子的李琮，这次又未被考虑，可能是他没有子女。他收养前太子几个年幼的儿子为自己的子嗣。738年阴历六月李玙被指定为太子，并正式举行仪式，次月全国大赦。继位问题在玄宗以后的年代没有变化，李玙在756年继位，他就是人们熟悉的庙号为肃宗的皇帝。
编订法律
像李林甫这样的如此关心行政的井井有条和系统化的宰相，自然会直接注意顺应形势，修订法律，并且对行政法当然尤为注意。事实上他从事这一工作已有数年。除731年裴光庭和萧嵩颁布一系列《格后长行敕》外，法典一直没有被重新编订或使之适应形势；颁布《格后长行敕》的公开目的是要消除由于立法变化而条款又未列入修订的行政法典所引起的种种反常现象。在此以前已有人抱怨法典条款因应用比拟和援例而被忽视的情况。
734年，李林甫奉命修订和整理全部法典。他会同一批法律专家，对法律进行了扎实和周密的修订工作。被删除的无关紧要的条款不少于1324条，另外2180条得到修正。经修订的法典于737年送呈皇帝，计有：律12卷及其疏义30卷；令30卷；式20卷；《新开元格》10卷。这些法典在737年秋向全国颁行。
这证明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法律修订，因为这是唐代最后一次系统地重编全部法典的活动。这次制订的法典实行的时期特别长，因为它一直到14世纪初都保持着权威性，虽然其间作了若干较次要的校订。但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次修订法律是唐代最后一次试图提供包括在令和式中的标准化的、全国一致的行政法规的活动。在唐以后历代皇帝时期，地方活动的日益多样化使这一工作不可能进行下去。
李林甫及其同僚在送呈法典的同时还呈上按门类摘编以便查阅的《格式律令事类》，计40卷。
各项新的法典的重要性在于，李林甫在它们颁布后专门请求降诏宣布，凡737年阴历五月末之前颁布的诏书中提到的一切未收入新法中的条款不再具有法律效力。［10］ 整个法典的制订过程清楚地显示了李林甫处理行政问题的那种有条不紊和精确的方法，以及对行政程序进行彻底的合理化改革的决心。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汇编为《唐六典》，它成于李林甫掌权的最初几年。这一汇编工作有一个漫长和多变的过程。玄宗最初在722年已命令集贤院搞一部同名的汇编；名称中的“六典”原系比照《周礼》的题材结构，原来的作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张说在8世纪20年代初期使礼仪法典化的努力有关。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在萧嵩领导时期，开始了汇编现在这种形式的工作，即准备搞成一部有关政府机构行政法的提要。后来张九龄也参加了汇编；他失势后，李林甫负责它的完成。它最后成于738年，739年阴历二月被送呈玄宗，然后向全国颁布。［11］
它在一个多世纪中一直作为一部最方便的权威性的行政法提要而被人使用，甚至在它阐述的许多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机构被新官署代替后也是如此。
兵制改革
节度使统率的边境藩镇体制这时已完全建立，如上所述，李林甫和牛仙客本人都遥领很重要的边镇。737年，兵制有两个重大变化。第一，节度使奉命与中书门下协商，以便一致确定适合于各镇战略需要的边防军的建制。人们现在仍能相当详细地了解约从742年起的这一建制的情况，当时帝国供养的边防军共达49万人，另有八万余骑。［12］ 同时，帝国总的军事建制共为人，其中包括各种府兵和宫廷军队（关于这些军队，将在下面论述）。人数略超过总人口的1％。这些数字表明，虽然帝国武装了一支名实相副的强大的军队，但受节度使控制的军队不少于帝国兵力的85％，几乎是帝国有战斗经验的士兵的全部。中央政府没有与之相比的兵力可供调遣，这一事实解释了李林甫和牛仙客为什么抓住他们挂名节度使的控制权不放的问题。
第二个甚至更重要的变化是把边防军改成全部由长期服役的健儿组成的职业军。变化的过程经历了几十年，但737年颁布的一份诏书命令，边境诸镇的所有士兵应在原征募的士兵和未登记户的成员中长期雇佣那些合格的和愿意服役的人。那些志愿服役的人得到的津贴高于标准，并享受免税数年的特别待遇。原携带家眷前往边境的人还可分得房屋和田地，以使他们能长期定居。这意味着旧征兵制的最后废弃；旧制规定，被挑选前往边境的士兵有的是府兵，有的是平民，他们的平均服役期为三年。其中有人因企图得到奖赏，愿当健儿留在边境，但这一制度造成了未经训练的新兵经常代替久经锻炼的士兵的情况，而且常常带来苦难。［13］ 改革似乎迅速见效。738年初期的一份诏书宣称，长期雇用边境健儿的办法使兵源充足。征兵支边的措施被取消，那些仍在边境镇服役的征召士兵被解散和遣返故里。［14］
这些庞大的边防军造成了在崭新秩序下的财政和后勤供应问题。边防的费用在714至741年期间增加了五倍。部队的被服、装备及粮食、军需的补给，都需要巨额资金。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粮食用于军粮和战略储备。大量人力资源用于军队的口粮和军需的运输工作。
随着永久性的职业军队的建立，情况就更为复杂，费用也进一步增加。原来在战场因战功得到有节制的赏赐的士兵，此时开始要求得到官职和名义上的官品，使他们能获得应有的一切封赏和特权。为了战争胜利，这种慷慨的赏赐使防务支出有增无已。在742至755年期间，军费增加了40％或50％。
政府继续鼓励在边境建立屯田；牛仙客也扩大了他曾在关中西北采用的“和籴”制（和籴制在那里还被用来提供民用粮食）。［15］ 但这些措施不能制止军费的继续增加。
与此同时，京师的军事组织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7世纪最后几十年，轮番从不同的府兵抽调兵将的古老的禁军制开始蜕变。过去显赫一时的禁军的地位逐渐降低，除了少数精锐的单位，玄宗时期的禁军都不足额，素质也差，并且主要由朝中有关系的和不知兵的文官担任军职。
禁军作为由皇帝直接调遣的主力部队的位置已被自662年以来称为羽林军的“北军”所接替。这就是永久服役的——许多人是世袭的——警卫皇宫的精兵。他们在武后时期得到加强，到中宗时期，羽林军的人数超过一万人，完全压倒了禁军。
禁军缺员的现象在722年已明显得令人不安，当时为御驾巡行泰山举行封禅仪式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在723年，张说如前文所述已开始征募一支称为常从宿卫的庞大部队。通过吸收以前的禁兵和其他愿意轮番服役的合适的士兵，常从宿卫的兵力扩大到12万人。725年，它被改名为?骑，然后拆散，把兵将作为受过训练的新鲜血液分别输送到各禁军之中。但后来他们又被分配在羽林军；除了充当皇帝和太子警卫以及为京师执行治安任务的少数特种部队外，禁军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单位已不复存在。
但这并不是说北军此时已成为一支归皇帝控制的强大力量。在731年涉及王毛仲和禁军一些将领的危机以后，北军似乎有意识地被削弱了。虽然在738年有两支称龙武军的北军加入了羽林军（显然是为了加强羽林军的力量），但是它们的成员大部分是长安富裕的商人和城市居民，他们以前已经服役，因为军队的士兵既可不纳税，又可不去边境服役。这些人后来雇佣替身或派仆人代替他们当兵。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北军越来越不足道。当玄宗末期最切切需要他们出力之时，他们成了废物。［16］
在张说的722至723年改革以后，府兵并没有取消。但随着边防军和京师的北军的日益职业化，府兵的作用消失，他们不过是纸面上的部队。749年，李林甫下令制止府兵来京师服役。命令说，府兵近来不过是名义上的建制，既无组织、军官、武器和装备，也无粮食。［17］
府兵的消失意味着放弃了自北魏以来流行的一种思想；它主张，通过对农民进行正规训练的方式，国家可以经济地保存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因为农民兵自给自足，但又能与禁军一起履行正规的职责，并在需要的时候能很快地组成军事单位。在李林甫掌权时，边防军和京师的北军都几乎全由职业军组成，国家则直接负责供养它们。
但是，还存在一种新型的称之为团练或团结的地方治安军。它们不是全国范围的组织（如府兵），而是由地方组织并用于地方防务。士兵纯属业余，以种地为生，在农闲时则受训练。他们不必在京师或边境服役，只是组成归地方刺史管辖的地方治安军。他们在697年契丹入侵时在河北最先出现，后来又出现在受外患威胁的其他区域以及西北、长安周围和四川；四川的地方军组织规模似乎更大，那里已组成了一支以成都为中心的约人的部队。③
新的兵制为中国提供了对付外来威胁的极为有效的防御；在李林甫掌权的初期，邻近的最强大的两个民族吐蕃和契丹被打败并处于守势。同时突厥汗国也覆灭。但新兵制的花费极大，并使权力集中在节度使之手，以致中央政府再也没有力量去对付他们了。
财政的发展
当李林甫仍与张九龄分掌大权时，他最重要的财政改革，即贯彻《长行旨符》规定的工作，已在进行。到8世纪40年代初期，尽管因军事扩张而军费激增，帝国的财政状况仍很良好。726年登记的人口数只有，在732年达户（人），在742年达户（人），在16年中增加了21％。这部分地反映了宇文融的再登记措施的长期效果，部分地反映了人口的自然增长，部分地反映了地方行政效率的提高。因此政府可以依靠比以前有明显增加的岁入。此外，8世纪20和30年代可怕的连续自然灾害似乎没有再出现，40年代总的说是农民比较富足的时期。
8世纪40年代期间的税制大为松弛。［18］ 现存的敦煌户册证明户口的登记日益放松，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在李林甫早期的改革中已确定了各州固定的税收定额。741年的一份诏书取消了每年对各户成员的严格核查，而代之以三年检查一次。在744年，规定把男丁应充分纳税和服劳役的年龄从21岁提高至23岁。
这一制度出现了一些弊病。742年及以后744年颁布的诏令企图制止各户为减少自己应征税的数额而分割家庭财产的现象，这项税收此时已成为国家日益重要的财源。对这些户应征收的税额不得不在741年，后来又在745年从严执行。［19］ 土地制也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弊病；735年的诏书又正式推行均田制，以防“百姓无处安置，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但这一措施收效很小；752年，政府又对那些积聚大产业的人进行了一次类似的打击。［20］
运输体系进一步得到改善，使粮食和物资的运输方便得多。741年，政府曾有穿过三门峡开凿一条航运河渠的打算，同时对扬州附近的汴渠南端进行了其他的改善。在741至743年韦坚任水陆转运使时，建造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新运河，以供漕运船只通往他建有新码头的长安。运往京都的粮食和货物又大量增加，在744年达到400万石。他还整顿了地方的运输供应，让富户为漕运船只和载运的物品作保。［21］
韦坚是下一个十年出现在朝廷的一批新的贵族财政专家中的第一人，这些人也像宇文融那样因他们在玄宗末年的政权崩溃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历史学家的苛评。在财政的一个领域中，贵族的支配——实际上是一个家族的支配——自玄宗即位以来一直持续不断。从713至733年，隋皇室的一个后裔杨崇礼长期任太府寺卿，在他90岁退隐时，他的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分别任太府寺卿和司农寺卿，前者掌管一切钱帛的收入，后者掌管一切粮食收入。［22］ 杨慎矜深深地陷进了李林甫那一派。当李林甫掌权时，杨氏家族掌握了处理全帝国岁入的大权。
李林甫试图在制度上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通货问题。737年，第一个诸道铸钱使被任命，全面负责全帝国铸钱的工作。此职一般由御史担任。8世纪40年代初期，杨慎矜接管了铸钱司，进一步加强了他对财政管理的控制。［23］ 通货的供应暂时有所改善，但在8世纪40年代后期私铸风又趋猖獗，752年，政府又企图取缔劣质钱的流通。但事实证明，这一措施与以前的同类措施一样未能收效。［24］
李林甫的晚期：贵族结党
742年阴历七月，牛仙客死去。直到此时，李林甫的行政已取得显著的成功。他的行政改革使帝国政府的运转比以往更加顺利和有效率。他的政权是繁荣的，对外敌连续取得辉煌的胜利。此外，它没有在官僚集团内进行任何清洗。贵族们取得了稳固的权力，代表士大夫利益的最后两个主要老人宋璟和张九龄已经死去，其他几个前宰相中的裴耀卿死于743年，萧嵩已被贬到地方。官僚中的儒家学者被精心地排斥而不能担任任何有真正权势的职位，但尽管如此，李林甫和牛仙客掌权的六年总的说是朝廷的安定时期。
随着牛仙客之死，局势发生了变化，而且严重地变坏了。被任命代替牛仙客的新宰相是李适之（？—747年）。［25］ 他与李林甫同样是皇族成员，实际上属于太宗直系中地位较高的一支。他也没有参加过科举，705年通过在禁军中任职起家。在玄宗时期，他先后担任一些州的职务，以行政干练见称，并担任河南尹，在那里完成了重要的治涝工程。从739至741年，他是幽州节度使，然后被召进京任刑部尚书。他显然是远比牛仙客更难对付的对手。情况可能是：或是玄宗为了抵消李林甫日益扩大的权力，所以亲自任命他为宰相，或是玄宗受了另外敌对贵族集团的劝诱才作出了这一任命。确实如同玄宗最后十年那样，任命李适之的详细情况也因这一时期的历史记载（这些记载对李林甫怀有明显的敌意）少得惊人而模糊不清。不管任命李适之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以一系列血腥清洗告终的激烈的党争时期由此产生了。
李适之立刻成了一个有才能和有野心的、感到自己被李林甫所挫的贵族集团的领袖。他们的主要人物有：韦坚（？—747年），他由于他的运输政策和财政方面的成就，深受玄宗本人的赏识；裴宽，他继李适之从742至744年任幽州（范阳）节度使，然后任户部尚书；裴敦复，他在743至744年期间在浙江沿海肃清海盗，然后被任命为刑部尚书；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他在陇右与吐蕃作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26］ 他们结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集团，在财政和防务这两个关键领域有强大的势力。
744年，当时任吏部尚书的李林甫（此职使他平时能左右一切任命）因选才考试的一次丑闻而丢了脸。由于任人唯亲，他在御史台的一个亲密同伙之子（此人是有名的不学无术之徒）得了最高分。这引起了一阵强烈的怨言，但朝中无人大胆直言，因为任何抗议都意味着对李林甫的批评，但有一名官员说服了当时任东北范阳和平卢两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向玄宗报告了此事；这是边将第一次干预朝政的行动。玄宗亲自重新对应试士子进行考试，那个名列榜首的人交了白卷。吏部的两个侍郎被不光彩地外放到地方；李林甫本人虽然未受惩处，但此事损害了他的威望。②
从744年起，李林甫开始沉重地打击他的政敌。他试图向玄宗进谗以使李适之名誉扫地，然后又挑起裴宽和裴敦复的不和，结果两人都被外放到地方。745年他煽起对以李适之为首的刑部的官员的严厉调查；745年阴历九月，他又把韦坚从财政和运输的使署调到刑部任尚书，从而使他不能再对玄宗施加影响。［27］ 韦坚的财政的职务转给了杨慎矜，［28］ 此人为当时与李林甫关系亲密的太府寺卿杨崇礼之子。
到那时为止，党争是沿着公认的不流血的政治方式进行的。但从746年初起，情况发生变化，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清洗开始了。746年正月，当时任节度使坐镇陇右和河西的皇甫惟明来京报告与吐蕃作战时又取得了胜利。他在朝廷当玄宗之面批评李林甫和赞扬韦坚。李林甫唆使杨慎矜向玄宗报告，说皇甫惟明和韦坚与太子一起策划发动政变和让太子登基的阴谋。
密谋的真相现在模糊不清。但皇太子的指定原来肯定受到李林甫的反对。皇甫惟明早已是皇太子的密友；韦坚是皇太子的内兄，以有政治野心见称。此外，对于因得到一个统率靠近京师14万名精兵的将领的支持而出现这样的政变威胁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结果，韦坚和皇甫惟明被捕受审，但指控他们的案件得不到证实，于是他们离京出任刺史。皇太子未受影响。李适之本人未受任何牵连，但他与皇甫惟明和韦坚的密切关系使他忧心忡忡，以致他要求辞去宰相之职。他的要求得到恩准；令人不免奇怪的是，鉴于当时的形势，他竟能在东宫得到一个闲职。从此他不再积极参与政务。③
陈希烈［29］ 接替了他的宰相职位。此人出身于河南的一个无名家族，本人显然未参加过科举，但仍享有作家和学者的盛名。他精通道家学说，并大大地助长了玄宗对道教的兴趣。从731年起，他继张说为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并协助玄宗起草国书和为玄宗润色文学作品。他为人柔弱圆通，无实际政治经验，在752年死前不久，对李林甫一直唯命是从。李林甫开始在家中处理公务，陈希烈不过在作出的决定上副署而已。陈希烈也继续从事他的学术活动，被任命在秘书省任少监。
虽然李林甫是朝廷的绝对主宰，但担任高级官员的韦坚的弟兄此时为韦坚竭力向玄宗求情，并要求皇太子支持他们的请愿。玄宗仍相信太子忠诚无辜而不给予任何处分，但对韦坚及其同僚非常恼怒，因为他们本来应该为自己幸免于死而庆幸。李林甫此时又指控韦坚和李适之结党。于是韦坚及其弟兄连同许多亲属均被放逐到边远的南方。李适之被调到地方，他们的其他支持者，如裴宽和河南尹李齐物也被贬至地方。太子本人惶惶不可终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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