僖宗（873—888年在位）
僖宗（873—888年在位） (第2/3页)
对于政府没有同样授予官职而大发雷霆，他殴打并用剑刺伤王仙芝。其他盗匪头目惧怕首领做官以后他们自己可能的后果，便威胁要将王仙芝杀死。王仙芝终于被迫拒绝朝廷的任命，让他手下的人洗劫蕲州，作为安抚。蕲州城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被杀死。裴偓逃往鄂州，这是最邻近的驻有大量政府军的州城；朝廷派去授予王仙芝官职的特使匆忙逃回京师；倒霉的王镣仍在盗匪手中。［29］
王仙芝未接受官职的最重要后果是盗匪集团的主力分裂成了两大股。留下3000人和王仙芝、尚君长在一起，继续在长江中游劫掠，另外2000余人跟随黄巢回到山东。这种分裂的意义不应过于强调，因为据说黄巢只是带走了他自己原来的追随者，盗匪首领们仍有可能重新联合以实现大规模的袭击，而明年发生的事情确实也是如此。但是对王朝的直接威胁暂时得以避免。
877年，即僖宗即位的第四年，叛乱活动遍及全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只有很少地区幸免于难。王仙芝和黄巢仍是令人畏惧的。他们现在能够攻击任何地区而不受惩罚，甚至能够袭击地方官军戍守的镇所在地。877年阴历二月，王仙芝攻打鄂岳镇所在地鄂州。同时黄巢攻陷郓州（他起家之地天平镇的所在地），杀死了该镇节度使。然后他向东移动，攻打沂州；该城在一年多以前曾遭袭击，那时政府令宋威为统帅发动了一场全面的惩罚性讨伐，但是在今天却没有为保卫该城采取认真的措施。
877年阴历四月，朝廷降诏概括地叙述了它企图用以处理各地大规模动乱的政策。［30］ 诏旨首先表示了对问题严重性的关切，然后满怀信心地断言所有盗匪将肯定地被迅速镇压下去。由于诏旨继续为投降的盗匪提出了有利的条件和官职，这种对必然胜利的自信心在当时就有所降低。诏旨中指出了当时的骚乱是何等的普遍：“江西、淮南、宋、亳（宋威的讨伐军守卫的州！）、曹、颍，或攻劫郡县，抗拒官军；或窘厄商徒，俘掠进奉。出彼入此，鸟逝风驱”。诏旨反复地强调，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表达了皇帝对臣民慈父般的关怀：“恨不均其衣食，各致丰肥”。然而对于那些继续进行破坏的人，皇帝发誓“用兵无悔”。
这道诏旨主要的真正对象是“王仙芝及诸道草贼头首等”。政府提出宽宏大量的投诚条件。首领们将破格授予官职、爵位和赏赐。当然，这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官阶和有名无实的官职，近一个世纪来朝廷即以此等职衔授予不能直接任命的藩镇官员，用以维持名义上的联系。投降的盗匪首领将“于大藩镇内，量材与职额衣粮”。一般匪徒将遣回田园安置。
诏旨的后一部分指示地方官员应如何处理拒绝投降的盗匪团伙。他们应选择勇猛的将领和军从，采用灵活的战术去对付敌人。能够俘获一个盗匪首领和他的三百徒众的将领，允许超授将军，并以千缗为赏。袭击并杀死盗匪，夺回资产、武器或搜集情报者，将按他们的功绩授予官职和奖赏。政府完全知道它的将领们不肯努力作战，诏旨中也包括严厉的警告：任何人逃避战斗，将令“本州道勘寻，准军法处分”。这只能意味着处以死刑。
这份诏旨的最后一节也许是意味深长的，它指示城乡当局寻求能够率领农民抗击盗匪的材杰勇敢之人。他们也将得到官职和奖赏；诏旨提到地方民兵领导人的两个突出例子，他们已经升到镇的高级职务。
军事形势变得如此糟糕，这样一种公开的政策声明是朝着希望恢复原状前进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是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盗匪的自信程度和政府的虚弱程度两者都可以从盗匪的下一个目标宋州（由宋威的讨伐军守卫）看出。王仙芝和黄巢现在又携手合作围困宋州，顶住了被围军队突围的所有尝试，直到长安派来的将军张自勉带着忠武的7000名士兵向盗匪进攻，使后者惨败和遭到重大的伤亡，情况才发生变化。但是，宰相们并没有利用这一胜利来恢复他们的协调意志与统一目标，而是在如何继续征讨方面吵得更凶。王铎和卢携要将张自勉的军队交给宋威指挥，以期宋威终会开始积极讨伐盗匪；郑畋则坚决不同意，他坚持说，张自勉和宋威之间的关系很坏，如果张被迫屈居宋威之下，他将被杀掉。在争辩中每位宰相都曾提出辞呈，但都遭到拒绝。辩论继续了整整一年，言辞也变得愈来愈尖锐刻毒。在张自勉的打过胜仗的军队被置于宋威手下一位将军的指挥之下时，张本人遭到宋威的造谣中伤，因此郑畋争辩说，张自勉是“因功受辱”，事实上正是他的功劳才使政府能够维持对大运河的控制。此外，郑在前一年曾徒劳地建议似崔安潜代替宋威统率讨伐军，因为崔安潜攻打盗贼取得多次胜利，但未曾记功。郑畋又断言，王仙芝提出投降不下七次，宋威都隐瞒不报。郑畋对宋威的指责可能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免去他的统帅之职实际上无法做到。［31］
877年后期，盗匪们回到长江中游，在那里他们几次大败于宋威的副手曾元裕手下。政府再一次向王仙芝提出投降的条件。这时王仙芝的同盟者也被包括在大赦之列，他的几个主要党羽，包括尚君长在内，出发去京师。然而宋威在中途劫持了他们，并且报告说，他们是在一场战斗之后将他们俘获的。这份报告引起了怀疑，一名御史被派去进行审查。但真相已不可能弄清，因为宋威在御史到达以前已将盗匪首领们处死。
877年的战争本身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朝廷中政治派别活动的加剧以及京师政治领袖和他们的统帅之间发生的不断加剧的紧张和猜疑。唐朝对张自勉在宋州的决定性的胜利未加酬赏，这和康承训在镇压庞勋之后受到侮辱的情况相似。由于对忠诚的和有战功的统帅一再未能给予应得的奖赏，政府失去了日益减弱的对王朝的好意和忠诚，而这本是它最珍贵的财富。
877年的腊月，唐王朝终于在发动对盗匪的进攻方面取得成功。在黄巢劫掠他四年前首次起事的所在地匡城之后，政府恢复了张自勉的战地统帅职务，并派他率领东北各路人马大举攻打黄巢。同一月王仙芝袭击荆南的治地江陵，这是长江中游的战略中心。政府已愚蠢地将荆南置于无能的杨知温的管领之下，他甚至在盗贼抵达城市外城时仍继续赋诗。杨知温最后向北方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救。李福迅速调兵攻打盗匪，他的军队得到500名沙陀骑兵的支援，所有遇到的盗匪均被消灭。王仙芝急忙在江陵劫掠，杀死了1/3的城市居民，然后逃之夭夭。
然而，这时逃走并非易事。当王仙芝率领队伍回到山东时，他遭到讨伐军副统帅曾元裕的追捕；曾元裕经过一年无所作为之后终于果断地行动起来攻打盗匪。在淮西南部申州的一次重要战斗中，王仙芝的军队遭到惨败，伤亡重大。曾元裕的胜利使政府指派他代替宋威为讨伐军的统帅，张自勉为他的副手。政府还将富有经验的将军、四川统帅高骈调到荆南，他带着名全副装备的军队来到长江中游地区。
878年初政府军元气显示出重大的恢复。在王仙芝退往南方以后，政府军最惊人的胜利来到了，曾元裕的追捕军队在蕲州的黄梅县消灭了这支队伍。王仙芝本人被杀。由于王仙芝的主要伙伴尚君长已在不久前被杀，没有任何首领能将余党集合在一起了。尚君长的兄弟尚让带着许多残余的盗匪投奔在山东的黄巢，而剩下的人则分成小的团伙，独立地活动于长江流域。
黄巢向南方推进
这样，黄巢终于成为主要盗匪队伍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尽管这时他们最不走运。他现在采用了“冲天大将军”的称号，这也许是表明他决定全力进行反对王朝的斗争。这是政策上的完全转变：在此以前盗匪按传统方式在各地区间进行骚扰，从黄河平原向淮河、长江流域作季节性的往返移动。对重要城市的袭击有时被看作“造反”的开始，但还没有认真地打算推翻政府。盗匪并不想建立对土地的控制，王仙芝几次试图投降表明，盗匪没有长期的政治目的。
在当上盗匪集团的总领袖之后，黄巢和政府军之间最初的小规模交锋全被击败，他可能采取的直接对抗的任何计划都被搁置起来。他和天平节度使通讯联系，磋商投降的条件。政府封黄巢为禁军的一名将军，命他在郓州投降。但是，也许是记起了前一年王仙芝的主要伙伴们试图向宋威投降时被背信弃义地俘获并遭杀害之事，黄巢决定不去冒险投降。增加了信心的政府终于认识到适当奖赏它的将军们的必要性，于是授予山南节度使李福以宰相的职务；李福曾向围攻江陵的盗匪发起决定性的进攻，并击败了王仙芝。
政府的复苏使它能建立从黄河地区开始的针对盗匪军队的有效防御。张自勉被指派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他将黄巢往西经河南朝洛阳方向驱赶。两年以前，洛阳曾因盗匪军队的接近而陷入恐慌之中，但这时庞大的防御工事已准备好了，一支万名战士和新招募士兵组成的队伍由一位特别任命的防御使指挥。这些准备使盗匪袭击洛阳的任何想法成为泡影，黄巢于是改弦更张，向南转移，但这次不是到长江中游，而是到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加令人惊奇的是，黄巢渡过大江进入浙西。庞大的盗匪集团渗入长江以南，这还是第一次。政府有理由宣称已将他们逐往南方。它的最高统帅曾元裕移兵进入长江下游地区，攻打仍然在那里活动的一些从前王仙芝的支持者，与此同时高骈则移军浙西，阻挡黄巢回窜北方。朝廷有理由认为，局势差不多又得到了控制。
在878年的其余时间内，盗匪集团总的来说处于守势，尽管他们在长江以南未设防的地区赢得了一些胜利。然而，他们现在远离京师，黄巢的威胁似乎正在消失。宰相们现在围绕着对南诏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剧烈争吵，结果以郑畋和他的对手卢携二人同时免职告终，另外他们还面临来自北方的强大的扩张主义者沙陀突厥的威胁。黄巢和他的盗匪军队继续移离对王朝来说是生命攸关的地区，通过几百英里广阔的人烟稀少的地方，指向福建的首府福州。878年阴历九月，政府中止了对盗匪的讨伐，并指定曾元裕将军为平卢节度使，接替刚死去的宋威。
黄巢经过福建崇山峻岭的进军，只是他横扫华南的全程更长的开端，进军最后打到了大海港广州。这种几乎无阻挡的行军在地图上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有时被视为黄巢力量强大的证据，这种力量使他有可能随意纵横万里地移动。然而，导致他向南方进军的原因不是广东富庶的情景，而更可能是政府对他的成功的追击，以及北方难以对付的防御布置。
在878年最后的几个月，当他往南移动时，黄巢开始认真地考虑扩大支持自己的社会基础。经过福建时，他努力争取地方绅士支持，不过收效甚微。［32］ 878年阴历十二月，福州遭到劫掠，无防备的观察使逃走。但是，高骈从浙西派去的讨伐大军屡次击败黄巢的队伍，俘虏了许多他的重要伙伴，把他赶往更远的南方。
尽管黄巢显然处于逃跑奔波之中，他仍被视为对朝廷的威胁，宰相王铎自愿亲自率领一支远征军攻打盗匪。王铎被任命为荆南节度使和南面行营招讨都统。他选择李係作为副手，任命李为湖南观察使，此人是一个出身于显赫家族的无能的官员，但其忠诚则是没有疑问的。李係屯驻在潭州（长沙），以防止黄巢由岭南抢先北上。
879年阴历五月，当黄巢迫近广州时，他仍争取谈判，想取得有利的投降条件。他与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联系，请求他们居间说情，使他能得到天平节度使的职位；天平在山东，是他的老根据地。［33］ 这个请求被拒绝了，黄巢接着要求任命他为广州节度使。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因为广州贸易实在太宝贵了，决不能把它交给一个盗匪的首领。朝廷建议代之以禁军中一个较低的职位，但黄巢认为此议是一种侮辱。他立即对广州发动猛烈的攻击，一天之内便攻占此城。他俘获了节度使李迢，并一再试图达成一项有利的协议，但被对王朝表现出狂热和罕见忠诚的李迢所拒绝。黄巢杀害了勇敢的李迢，并在暴怒之下洗劫广州，使这一大港口变成废墟。有的材料估计死者高达12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东南亚、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外国商人，而当时广州全部人口约20万。许多中国人逃往福建。［34］ 那时期来自西拉甫港的著名阿拉伯商人阿萨德详细叙述了广州遭到野蛮毁灭的情景。③
朝廷很清楚，黄巢无意留在热带地区。政府抢在他北返以前采取行动，希望在远离支持他的基地的江南将他围困，并予以消灭。在广州洗劫之后，一场大规模的对抗已不可避免了。
黄巢北上
当劫掠岭南时，黄巢手下许多人死于疟疾。剩下的人要求回到北方，“以图大事”，因此盗匪军队开始迂回北上，沿途他们抢劫了湖南和江西这些地区。［35］ 他们由灵渠通过南岭的分水岭，沿着湘江流域前进，就像庞勋在10年前那样。879年阴历十月，他们到达潭州。王铎的副手李係驻守这座城市，然而他不愿战斗。因此黄巢能够在一天之内拿下了它。这种灾难性的懦怯（这是选择统帅不按照才能而根据其家族与朝廷的关系造成的）对于遏制黄巢的努力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失败。当时盗匪军队处于最衰弱的时候，如果李係能给予黄巢以强有力的打击，那将是获得最后胜利的一个真正机会。
然而，更严重的是长江中游战略中心江陵（荆州）的失守，它是李係的上级、讨伐军统帅王铎放弃的。由于对方在人数上大大超过自己，王铎向北撤退，宣称他要去和屯驻在北面30英里的荆门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的队伍会合；但是王铎事实上一直退到百英里之外的襄州。江陵城留给王铎的属将刘汉宏镇守，但早在黄巢到达以前，它已被政府戍军洗劫和放弃了。
增加了信心的黄巢渡江直趋荆门，刘巨容在那里严阵以待。刘巨容派出自己的军队和500名沙陀突厥人对付盗匪。黄巢的士兵有许多被杀，但是尽管有人力劝刘巨容追逐并歼灭残余的盗匪，他却让他们逃走了。他的理由反映出王朝已失去了地方的支持。他说：“国家多负人，危难不吝赏，事平则得罪，不如留贼冀后福。”②如上所述，对王朝冷酷无情地处分它的军事将领的抱怨是十分普遍的，另一些地方长官也故意避免与起义的队伍正面对垒。但这是一个朝廷大员主动希望王朝灭亡——这显然是刘巨容纵匪逃走的原因——的首次事例。刘巨容对王朝的敌视可能与宋威的情况相同，当讨伐庞勋时，他们二人都在康承训军中任职，毫无疑问，刘巨容和宋威一样，都担心在攻打黄巢胜利后也成为政治牺牲品。然而，一旦唐朝灭亡，节度使将有可能在任职地区巩固他们的权力，或者等待新的统一王朝的出现，或者继续割据自雄。
由于直接通往长安的道路受阻，黄巢东移顺江而下，重走10年前庞勋的老路，沿途纠集了各地的盗匪团伙（其中许多曾与王仙芝合作过），又恢复了力量。他们一度受到驻防在江西的政府军将领曹全晸的沉重压力，但曹全晸放弃了追击盗匪的计划，因为朝廷以未经解释的原因决定更换他的职务，这使得黄巢得以通行无阻地顺江而下。
长江下游地区一直是政府赋税的主要来源，现在则是王朝防御的关键部分，它的重要性从选择高骈来防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高骈无疑是唐朝地位较高的军队统帅，享有非凡的声望。［36］ 他的家族源自渤海，有几个成员忠诚地在神策军中世代任职。高骈曾在北方边境任职，是一名与党项人作过战的杰出将领。当吐蕃在西方入侵时他组织过防御，并在遥远的南方指挥过反对南诏入侵的战役。从869年到875年，他作为节度使抑制了山东的盗匪活动，可是在他转到四川以后，天平又爆发了严重的动乱。当王仙芝在878年初在长江中游得手之后，他挥师前来，一年以后他曾在浙西征讨黄巢取得成功，并把盗匪军队逐往南方的广州。
黄巢在879年后期进入长江下游地区，一度袭击宣歙、浙西和江南的广大地区。但在下一年初情况发生了变化，高骈终于认真地对盗匪采取行动。880年阴历三月，高骈派遣他手下地位最高的将领张璘前往长江以南，给了盗匪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政府想要大获全胜，便以几支北方部队增援高骈，并任命他为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召集邻近诸部队并征募大量地方新兵，使自己军队的总数达七万人。黄巢的军队虽则人数更多一些，但不能与高骈的训练有素的军队相对抗，880年阴历四月，盗匪似乎完全被击溃。王仙芝的早期伙伴之一王重霸向张璘投降，同时黄巢失去了另一位重要伙伴常宏，后者也带着自己的数万人马投降了。黄巢退到江西的饶州，随即来到福建边境正北的信州。每一件事看来都对政府军有利，官军的将领们纷纷向京师告捷。［37］
在880年阴历五月，局势完全改观。这个关键时期的事情已引起了人们对进攻黄巢战役全过程的精心猜测，而许多疑点一直模糊不清。［38］ 然而确凿无疑的是，黄巢仍有可能避免几乎确要被击败的境遇，他突破了唐朝在长江下游的防线，并开始向北方的东西两都进军。据一份资料说，黄巢曾大量贿赂张璘，使之停止进攻，然后同意向高骈投降，条件是任命他为节度使。据这份记载说，高骈接受了黄巢的投降，但是不愿同参与战斗的其他部队的将领分享功劳。因此他让这些部队各回原地。当黄巢得知这些军队已经被遣回淮河以北时，他突然中断了与高骈的关系，并在一次随之发生的较大战斗中杀死了高骈手下最重要的将领张璘，给予他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尽管人们对导致这个结果的一些事件仍有种种怀疑，但这一巨大胜利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此以后黄巢和他余下的伙伴在浙西和宣歙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袭击，最后于880年阴历七月在采石渡过长江。［39］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料到的重大转折点。
高骈的军队不但未能阻止黄巢渡江，而且当黄巢向洛阳挺进时也未能向北方提供支持。高骈的无所作为十分自然地激起了最猛烈的批评。对于没有经验的文职官员来说，像李係和王铎那样放弃职守，是一回事；而对于政府最有经验的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将军来说，他竟允许一个已经严重削弱了的敌人伺机渡过了长江并让他在自己辖区扬长而去，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有些历史评论家把责任全归罪于高的亲信方士吕用之，他对高有巨大的影响。［40］ 但是，高骈的无所作为是难以用玩忽职守来加以解释的。
高骈在他负责的淮南地区面临一种极其复杂的形势，当时淮南是中国盗匪活动最猖獗的地方。高不但要和本地的盗匪作斗争，而且要和从北方袭来的大批盗匪团伙以及和淮南以北开小差的哗变士兵作斗争。甚至在他来到淮南以前，给盗匪首领封官被认为是必需的，高骈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任命数人为刺史。［41］ 这些盗匪首领现在成为高骈的将领，协助他向周邻地区扩展势力。由于淮南是这样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地区，高骈很容易因为对黄巢征剿过猛而失去自己的位置。扬州对于唐王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的基地已有长期的传统，所以高骈不愿拿他的位置去冒险是不足为奇的。高骈还意识到，他不能再依赖朝廷的坚决支持，因为他的主要政治伙伴宰相卢携得了重病。这样，他有许多理由要巩固自己在淮南的地位，因此他向朝廷送去一系列自我辩护的奏疏，声称黄巢渡江时有60万人，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数字。［42］
一旦越过了政府在长江下游的防御，黄巢通往东都的道路便畅通无阻。唐王朝试图在洛阳东南要冲的忠武的溵水布置大军以阻挡盗匪军队。这个计划惨遭失败，这倒不是因为黄巢军队力量强大，而是由于守军之间互不信任，再加上他们几乎普遍地不愿为摇摇欲坠的王朝去卖命。感化节度使曾招募到士兵3000人，条件是保证他们在州城驻防。当他们接到命令开往溵水时，几乎激起了一次兵变。他们到达以后，野心勃勃的地方将领周岌害怕这些军队一旦驻在他的辖区就会威胁他的势力，便让他自己的士兵渗入他们驻防的城市屠杀他们。感化节度使被追逐到襄阳杀死。周发后来担任了忠武节度使。另一个派去参加洛阳防御的唐朝将领齐克让弃职而逃回了自己在山东的营地，而不是去与残酷无情的周岌打交道。这样，所有派去保卫东都的军队都因将领之间的猜疑和背信弃义而溃散，洛阳门户洞开。
黄巢在渡过淮河以后开始表现出建立新王朝的野心。他采用了“天补大将军”的称号，并试图加强军队的纪律，禁止他们抢劫。当他们在880年阴历十一月进入洛阳时，该城官员无心抵抗，接他入城。齐克让向朝廷报告洛阳已经丢失，他建议立即尽力加强长安的防御。
黄巢军队的戏剧性的进展，自然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然而真正显示唐朝秩序瓦解的迹象倒不是盗匪军队如此大踏步地前进，而是各藩镇的“勤王”部队彼此之间争权夺利大造自己的地方优势的活动。只要政府能调度大部队，它依然有其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但879年至880年的事件——王铎和李係在战斗中的失败、刘巨容公开的不忠以及高骈保全自己地位的行为——标志着唐王朝力量的振兴没有任何希望了。
政府临时加强长安防御的努力从开始便注定要失败。宫廷的禁军早已不再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神策军中的职务已成为长安富家子弟挂名的闲差。［43］ 他们中大多数人除了恐吓京师市民之外，没有战斗经验。当可能要他们去和叛匪作战的消息传开以后，许多人便到贫民中寻找替身。
京师的防务交给了宦官首脑、神策军名义上的长官田令孜，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离开过京师去担任京师东面诸关口的指挥，而控制这些关口对于防守京师是至关紧要的。田令孜的一名副将带了几千名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去据守潼关，但只能供应他们几天的给养。当他们看到叛军迫近时，便乱作一团而溃散了。叛军成群通过了潼关，进入京师所在的关内道，在那里被派去保卫京师的博野军的哗变士兵参加了他们的队伍。由于帝国的军队完全溃散并处于混乱之中，京师的防御崩溃了。
黄巢在长安
880年腊月初五，长安落到黄巢手里。只有少数随从陪同的僖宗带着田令孜和500名神策军，偷偷地从城中逃走，前往四川避难。相形之下黄巢的入城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张直方将军在许多官员伴同下出城欢迎叛军。黄巢坐在一架金色马车上首先到达。随后的军队——此时已达数十万众——全部穿着锦缎，他们的头发一律扎着红丝带。他的骑兵直接开往城内，在后面长达几里的路上塞满了辎重，京师的居民表现消极但并未流露出害怕神情，他们拥上街头，观看接管的情形。②
王仙芝的余部首领、前一年参加黄巢队伍的尚让，现在作为黄的主要副手和发言人要求人民保持安静。他说：黄巢为民请命，他起兵的目的是从不顾人民死活的唐朝统治者手中拯救他们。这个声明被用来作为说明黄巢与普通百姓之间“阶级团结”的证据，但事实上它和所有想要建立合法统治的人们所发布的自我辩护声明是一种性质的，尽管他们有各自的背景和目的。［44］ 真正重要的是，它首次清楚地表明，黄巢企图在长安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权。然而，这种帝王雄图对于他手下的人是没有吸引力的，他们追随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抢劫，而现在他们占有了最丰富的战利品。在黄巢到达以前，长安的居民自己已经开始抢劫。黄巢完全没有能力控制他手下的人，连续几天他们洗劫了世界上这个最富裕的城市。各市场付之一炬，无数人民被杀死在街道上。
长安的精英阶层是叛军和城市平民两方面的牺牲品。最受人憎恨的官员被拖出去杀掉。其他许多人则抛弃财产出逃。从京师被占领之后的大破坏来看，它显示了长期蕴藏在平民百姓心中的对特权者的憎恨，同时也说明黄巢和他的支持者之间缺乏共同的目标。造反者的共同目的在这时是推翻唐王朝。但他们的不同利益变得愈来愈明显，黄巢希望对他的支持者加强组织和纪律，使之成为一支坚强的军队；而他的许多支持者和普通士兵只希望洗劫城市，满足于无政府状态。
在这样不祥的形势下，黄巢采取了建立自己王朝的最初步骤。880年腊月十三日，他在含元殿登上皇位，宣布建立大齐王朝（齐是他家乡山东的古称）。他重新采用全部复杂的帝国制度，任命四名宰相，其中包括贵族家族的成员和他自己的副手。［45］ 他的500名“骁勇”被选出作为“功臣”，这是给予开国皇帝的主要支持者的标准用语。他的主要官员得到头等的军事职务。黄巢只罢免唐朝最高层的官员；四品以下凡愿合作的官员允许留任。
黄巢试图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政权，但这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公开显示合法性和仿建一个复杂精致的政治体系是一回事，要使它运转则是另一回事。他的基本问题是，他的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去担任文职；而唐朝旧官员之所以同意为新政权服务，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或是出于被迫。
黄巢的政权证明是非常暴虐的。882年春天，有人在尚书省大门上题了一首诗，嘲笑这个政权。尚让大发雷霆，杀死了在该省任职的官员们，并挖出眼睛，倒挂尸体；他还将大门的卫兵处死；杀死京师每一个能做诗的人；将其他识字的人罚作仆役。这一事件的结果是3000余人被杀。除了证明它绝对的残暴之外，这次大屠杀标志着想在稳定新政权时得到受教育的精英人士支持的希望成为泡影。这也消除了获得藩镇支持的全部可能性。只有少数以与黄巢联盟作为扩展他们自己在地方上势力的独立节度使除外。
黄巢占领的年代蹂躏了唐朝的这座都城，也破坏了长安所体现的政治秩序。这座城市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它的悲惨的毁坏在韦庄所写的著名叙事诗中有最生动的描述；韦庄是当时的第一流诗人，叛匪军队攻占长安时他正在那里参加考试。这首诗名为《秦妇吟》，它描绘了“纵火、抢劫、强奸和吃人肉，农民装作大臣，贵族躯体践为血泥”。［46］ 这就是黄巢建立的新秩序。
僖宗在四川的流亡生活；阡能之乱
对于一个中国皇帝来说，被迫放弃都城通常是一种灾难，但是僖宗逃跑的情况是特别丢脸的。当盗匪军队进逼而所有防御均已瓦解时，惊慌失措的官员们四处逃散。宦官头目田令孜——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帝国军队的统帅——放弃了京师的防御，在夜深人静时带着皇帝逃出京师。随从人员只有500名神策军将士，四位皇子，几位后妃。没有一位官员获悉放弃长安的决定。沙野军的一些骑兵在长安数英里之外遇到扈从队伍，要求皇帝返回京师。他们因为行为鲁莽而被田令孜的军队杀死。
当僖宗再往西走时，他遇到了以前的宰相、现在的凤翔节度使郑畋。郑畋劝说皇帝到凤翔去，不要采取完全放弃关中这一后果严重的行动，因为西北平原是中国政府所在地。僖宗回答说，为了避免战斗，他决定撤到在南方250英里之外的秦岭山脉那一边的坚不可摧的兴元地区去，在那里他将招募军队，准备收复京师。皇帝要郑畋和西边的吐蕃联合，并和西北一带剩余的效忠王朝的军队协作，他还允许郑畋可以便宜行事，因为朝廷一旦越过秦岭进入山南，再要与它联系就非常困难了。
皇帝和田令孜急于离开京畿地区，为了尽快离去，他们决定由骆谷道通过秦岭山脉，这是一条最困难的和最险峭的道路，要通过几乎高达9000英尺的诸山口。［47］ 它是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道路，而当时毫无疑问正处于紧急情况。皇帝日夜兼程，不到两周的时间便到了兴元。但他在那里只停了几天，立即决定前往四川的成都。它在第二列大山脉大巴山那一边的400英里处。这个决定一定使绝大多数人感到，唐朝的复兴已没有任何希望，至少在僖宗在位时是如此。四川是由令孜的势力范围，僖宗逃到那里表明他完全依赖于他所藐视的宦官。此外，四川从未受到中国其他地区的许多动荡紧张局势的困扰，但它现在正在遭受严重的内部骚乱。
四川的问题之成为一场危机，是由于政府任命陈敬瑄［48］ 为西川（其首府即成都）节度使。陈敬瑄原来不过是一个卖麦饼的，但幸运的是他是宦官田令孜的哥哥，因而在禁军中得到高位。880年初，由于估计到政府可能被迫撤出京师，便决定选派一个与宫廷内部圈子有密切关系的人去担任西川节度使，以代替自从878年以来担任这一职务的崔安潜。崔安潜因拒绝过陈敬瑄到他的幕下任职，因而曾受到田令孜的敌视，同时他也是有势力的宰相卢携的老对头。有一份资料说，四川的任命将授予一场蹴鞠比赛的优胜者，陈敬瑄碰巧赢了，但他与田令孜的亲属关系无疑决定了这一任命。［49］
甚至在陈敬瑄就职以前四川的问题就已经出现。由于他出身低贱，不为人知，当地的一个妖人前往成都宣称自己是陈敬瑄，在一段时间内竟未被发觉。然而，一旦获得任命之后，陈敬瑄证明是令人生畏的，他在四川的统治既腐败又残暴，甚至在皇帝和皇帝的随从到达以后仍是如此。在任职的二年中他激起了一场大叛乱。问题部分地是由于田令孜对自己的军队和地方军队有厚薄之分引起的，后者是最忠于朝廷的军队，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882年阴历三月，陈敬瑄在整个辖区遍布爪牙，表面上是了解其军官们的缺点，实际上是为了敛财，因此使紧张的局势趋于严重。资州的将领谢弘让由于恐惧而加入一股盗匪，但在得到种种保证之后他被诱投降了。但事实上他被送到陈敬瑄处，遭到严刑拷打。③
阡能是邻州的一名官员。他听到谢弘让遭受酷刑之后，起誓要向陈敬瑄报仇。不过一个多月他的部众已达万人。他们侵入四川西南的邛、雅二州，进攻并占领了那个地区的城市。
陈敬瑄派遣7000军队前去镇压反叛。然而，他的娇惯了的军队逃避战斗，并且要求给他们所进行的任何战斗发放额外的津贴。当阡能的叛乱开始表现出成功的迹象时，几个其他盗匪团伙首领带领几千人前来参加。在四川其他部分有更多的盗匪首领起来造反，一度完全切断了四川和中国中部的联系。阡能叛乱最后在882年阴历十一月被镇压下去。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被处死，但是四川仍然充斥着盗贼团伙。［50］
阡能叛乱发生在黄巢叛乱的巅峰时期，因此没有享有它应享有的名气。然而，它有几个理由应该受到重视。首先，它的发生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一个道政府的官员的极端严酷和腐化造成的。但是它也表明，这时盗匪活动遍及全国，甚至比较平静的地区也不例外，盗匪进行的联合能在任何地方发生，特别是在和军队暴动联合时，很容易在道一级地区形成严重的威胁。但是最后，我们也看到，即使中央政府已完全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维持秩序，这类叛乱仍能被控制在道一级水平上。事实表明，在我们现在将叙述的中国其他地区，这是一种标准的模式。道以下的控制并未遭到严重破坏，而一种新的秩序开始在这一级水平上形成。
地方民团的建立和地方的军事化
阡能之乱并非朝廷在成都时四川发生的唯一较大规模的暴动。882年后期，另一较大的叛乱在黔州（今贵州北部）爆发，并迅速向四川南部和中部发展。［51］ 这次暴动是被一种新型地方军事力量即韦君靖领导的民团组织镇压下去的。［52］ 韦君靖是四川西南部地方精英的一员，9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在剑南东道的首府资州的围部组织和联合乡的防卫。这是一种地方性的组织，旨在控制当地的骚乱和盗匪活动，它的形成是出于对黄巢或一些重要盗匪团伙（他们从前曾和徘徊于长江流域的王仙芝联合）会打进四川的恐惧。
在882年的暴动发生时，韦君靖率领他的民团击败造反者，此后他保持着强大的力量。890年当一场大规模的军队叛乱在四川西部爆发时，剑南东道的节度使授权他保卫本道以抗击叛乱者的侵犯。他有能力动员一支二万名民团组成的军队，消灭了27个叛乱者的据点。在此以后，政府任命他为普、合、昌、渝四州的都指挥，他的队伍被改编为荆南军。892年，他在昌州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堡垒，这时他联合起来的军队已有四五万人，由34支民团队伍组成。
这种地方民团力量当然是在8世纪以来的特定基础上（例如在安禄山侵略河北以后）建立起来的。_0780_2［53］ 9世纪下半期，对地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