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征服与胜利（公元前250—前221年）
最后的征服与胜利（公元前250—前221年） (第3/3页)
令是在公元前237年颁布的。逐客令事件与嫪毐于公元前238年被处死及吕不韦于公元前237罢相之事（两人都非秦人）年代上的一致有力地说明，是这些事件而不是建渠之事，促成了逐客令的颁布。
总之，这条河渠无疑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还应连带提到另一件几乎同时进行的非凡的水利工程。这就是横贯四川成都平原的灌溉河渠网络，约在公元前250至前230年时期，它通过挖凿一条巨大的石质河渠而得以建成。关于这两项成就的重要意义，后面还会再谈到。［7］
公元前227年，燕国（位于今之北京地区）为了极力阻止秦国军事机器的迅速推进，派使者荆轲至秦廷，随带一张作为臣服象征的燕国地图和一个在燕避难的自■的秦叛将的首级。在随之而来的朝觐中，荆轲抓起一把藏在地图中的匕首攻击未来的秦始皇，但在行刺快要得逞时被砍倒。约在10年以后，又发生两起行刺事件，但同样没有成功：一起在公元前218年，另一起也在这一年的前后。③
但是中华帝国形成以前的最后几年的主要特征，是单调乏味地叙述军事征战和作为一个多世纪劳动和组织的最后成果的胜利。奇怪的是，最后一个计算敌人伤亡数的事例是据说在公元前234年“斩”赵国士兵的首级10万。此后，记载就从杀人转向兼并领土：连续五次东进，所征服的国家为韩（前230年）、赵（前228年）和魏（前225年），然后征服南方的楚（前223年），接着又征服东北的燕（前222年），最后在公元前221年征服了更东面的齐。随着这一次最后的征服，全中国都归秦统治。列国纷争之局变成了第一个中华帝国。
［1］ 《史记》卷八五，第2505页。卜德在其《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公元前255—前206年）的传记》中收有《史记》卷八五的译文和评述及有关吕不韦的其他材料。
［2］ 《战国策》七（秦五），第275页（克伦普译：《战国策》，第109，第137页）。
［3］ 此书已被理查德·威廉译成德文：《吕氏春秋》（耶拿，1928）。
［4］ 卜德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论述了李斯的一生和成就。
［5］ 韩位于秦之东。
［6］ 《史记》卷八七，第2541页（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治者》，第15—21页；第59—62页对此有进一步的讨论）；《史记》卷二九，第1408页（沙畹：《〈史记〉译注》，第3卷，第523页）。
［7］ 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285—298页详细地描述了这两项工程技术方面的情况。关于与这些工程有关的近期考古发现，见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载《文物》，1974.7，第29—32页；秦中行：《秦郑国渠渠首遗址调查记》，载《文物》，1974.7，第3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