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汉
第2章 前汉 (第3/3页)
出积极的建议；由于私人的忌妒和阴谋，他死于刽子手之手（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公元前150—前147年任丞相），他作为一名因皇上喜怒无常而受害的国家忠臣而被人怀念。
在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时代，张骞（盛年期约前125年）［6］ 勘探了通向中国境外西北和西南的路线，开辟了进一步扩张和移民的道路。在几个率领帝国军队与匈奴和其他民族交战的最著名的将领中，有的远征胜利，有的则丢了脸。他们之中有皇帝自己的姻亲，如卫青（死于公元前104年）和霍去病（死于前公元116年），［7］ 他们分别是卫后的弟兄和外甥；李广利，李夫人的弟兄，公元前90年向匈奴投降。［8］ 其他值得一提的带兵军官包括：李广，他于公元前129年自杀而不愿因战败而受处分；赵破奴，他于公元前103年被敌人所俘；李陵，他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深入中亚取得赫赫战功以后，于公元前99年向匈奴投降。⑤
公孙弘［9］ 因出身于卑贱的养猪人而升任国家最高的丞相之职（公元前124—前118年）而被载入史册。同时代的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从未担任高官，但比任何担任显赫公职的人更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思想。［10］ 他的哲学把帝国统治术与宇宙的整体性联系起来，而且它注定要成为中华帝国制度中的思想砥柱。在此期间，像霍光（死于公元前68年）和桑弘羊（公元前80年被处死）等时新派政治家则掌握了当时的政务活动。霍光与武帝的卫后是亲戚；桑弘羊则出身于洛阳的商贾之家，在大力使中国经济制度化和正规化的过程中，他是领导这项活动的幕后天才人物。［11］
在西北，郑吉［12］ 是被任命为都护的10名军官中的第一人，此举是希望协调中国与横亘于丝绸之路的几个国家的关系；他从公元前59至前49年担任此职。在宣帝、元帝和成帝三朝（总的在位期，公元前74—前7年）脱颖而出并有意识地摆脱武帝的时新派顾问的政策的改造派政治家，包括魏相（公元前67—前58年为丞相）、萧望之（公元前59—前56年任御史大夫）、贡禹（公元前44年任御史大夫）和匡衡（公元前36—前30年为丞相）。［13］ 他们与刘向［14］ 是同时代人；刘向（公元前79—前8年）是皇室成员，他的渊博的学识给了改造派事业以有力的支持。临近前汉末年，起带头作用的改造派政治家包括：孔光（公元前7—前5年任丞相），孔子的后裔；师丹（公元前8年任大司马），他以主张限田而知名于世；何武（公元前8年任御史大夫）。朱博（公元前5年任丞相）和董贤一度反对这些人，但未见成效，朱与其说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一员猛将；董贤则是哀帝的宠臣，于公元前1年自杀。［15］ 王莽是他家族中任大司马的第五人（公元前8—前7年）；正像在此以前的改造派能得到刘向知识方面的支持那样，王莽也要求刘向之子刘歆（死于公元23年）的帮助。［16］
［1］ 关于这些思想家，见第1章的《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
［2］ 周代诸王（传统说法，前1122—前256年）宣称他们受命于天进行统治。他们相信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称王，于是对已知的所有开化的华夏各地进行道德领导。约从〔公元前〕8世纪起，他们的实际权力明显地下降了。
［3］ 关于这些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伦敦和普林斯顿， 1952），第1卷；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集》（普林斯顿和伦敦，1963），第3、9、12章。
［4］ 关于儒家的教义，见本章《行政的任务》及第14章《董仲舒的杂糅诸说》。
［5］ 关于贾谊和晁错，见下文。
［6］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第6章的《西域》。关于更详细的情况，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之导言（莱顿，1979），第40页以下及207页以下。
［7］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51页以下；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74页注35。
［8］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领土扩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8页以下。
［9］ 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0、199、207页。
［10］ 见本章《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及本卷第12、13、14章。
［11］ 见下文；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66页以下、72页和115页以下。
［12］ 见本书第6章；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7页以下和第63页以下。
［13］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31页以下、147页以下、158页以下、179页以下及223页。
［14］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40页以下；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公元前202—公元220年）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1982），第221页。
［15］ 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252以下、267页以下、274页以下。
［16］ 见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