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和衰落（公元前49—公元6年）
改造和衰落（公元前49—公元6年） (第2/3页)
或汾阴那样的传统祭祀地点都离长安相当远，皇帝的亲临会造成应该避免的巨额支出和人民的困苦。出于类似的原因，他主张庄重和简单，避免到那时为止成为各种仪式特点的那种铺张和繁琐。最重要的是，汉朝将舍弃秦代祀奉的诸神而祀奉周代的神。
人们还记得，高帝在秦承认的四帝之外，加上了对第五帝（黑色）的祭祀。［27］ 这个变革始于公元前205年；但是这些仪式这时让位于祭天，即祭祀周代诸王认为是他们的尘世统治权的来源之神。从公元前31年起，汉成帝在长安南边和北边新建的祭坛参加祭天地的仪式。到较远祭祀地点的巡行就不再有必要了；素色祭坛上的土制祭器和葫芦代替了玉器，朴素的祭坛代替了过去华丽和精心装饰的祭坛。
但这些变化还不是持久的。在公元前31年，变化引起了争论；它们尤其引起了很受人尊敬的刘向的反对，他极力主张必须保持王朝习俗的延续性。具有明显重要意义的是，祭祀国家尊奉之神与生育太子这两件事被联系了起来。成帝尚没有一个继承者，人们希望，随着宗教仪式的变化，五帝中的新帝将赐福于王朝和成帝，赐给他一个儿子。不幸的是，这个希望落空了：确保国家未来的需要变得更为迫切了，在公元前14、7和4这几年，宗教仪式发生了变化，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最后，在公元5年，长安祭天地的仪式被重新确立，这主要是由于王莽的影响；公元26年，祭天地的仪式从这里转移到中兴王朝的京都洛阳。
在历史上还可以看到祭奉皇帝列祖列宗的类似的形式。为此目的而建庙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5年的一道诏令，它命令在京师和地方建庙纪念高帝。［28］ 惠帝在登基时曾亲临一座宗庙，公元前166年的一道诏令还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29］ 到元帝时，维持宗庙仪式的费用连同每日供品的固定数额增加到了惊人的程度。各地167个宗庙和长安176个祭祀地需要的费用的数字，引述得相当精确。因此听起来似乎是真实的，这些数字似乎引自经过适当审定的帐目。每年供应的斋饭为顿；有名士兵守卫宗庙；雇有名僧侣、厨师和乐师，还有数目不详的人负责献祭的牲畜。［30］
在推行其他节约措施之时，重新审议这些仪式是不足为奇的。约到公元前40年，朝廷已经进行了大量削减。约200个宗庙的仪式中断了；但为纪念高帝、文帝和武帝建立的宗庙的仪式则被挑出来予以保留，因为这几位皇帝被认为应享受特殊待遇。公元前34年元帝患病时，所有庙宇的祭祀被恢复；次年当知道这些求福活动已不能拯救他生命时，大部分又被取消。公元前28年，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使他的继承者成帝能得到一个太子时，仪式又被恢复。公元前7年，53名官员再次呼吁减少宗庙的数字，这一次在应享受特殊待遇的皇帝的名单中增列了宣帝。［31］ 在平帝（公元前1年—公元6年）期间，王莽重申了保留庙宇的原则，以便举行那些应该祭祀的活动。
另一个渊源于改造派原则的变化同样与宗教仪式、对人民的管制和国家的支出有关。秦始皇开了建造宏伟的陵墓作为他最后归宿的先例；虽然据说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曾表示他强烈地反对这种做法，但很可能汉代诸帝已在竭力按照他们的地位用奢侈品装饰其陵墓。［32］ 除了建墓和提供珠玉、装饰品及供应的费用外，政府有时还拨给庄园，以提供用于维修陵地的收入，这种做法减少了国家的收入。此外，政府有时下令强制迁移人口，以确保有足够的人力照管陵墓和为它们服务。为了响应这类命令，有时富户或有名望之家的成员被强制迁移。
从高帝起，象这样的迁移发生了七次，都与在长安西面和北面准备某个皇帝或他的后妃之墓有关系。［33］ 这几次迁移可能被政治家有意识地利用，他们认为这是把有权势的家族迁离它们已建为权力基地的故土的良机。一直到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时期，这种安排都得到了支持，公元前55至51年任丞相的黄霸就是一个实例，他本人就为此目的而被迁移。［34］ 但是在元帝、成帝、哀帝或平帝这几朝，史籍只记载了一次出于这一目的的迁移。公元前40年的一道诏令说明了朝廷的意愿，容许黎民留在其长期居住地，防止因强制迁移造成家庭分离而容易引起的不满。［35］ 然而，如同国祭和祭祀列祖列宗的仪式那样，在成帝朝（公元前33—前7年）朝廷又一度恢复了更早的做法。成帝在公元前20年视察了为自己的陵墓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并且下令按惯例向那里迁移人口；但在公元前16年，迁移停止。［36］ 几乎与此同时，刘向表示他强烈反对厚葬礼仪。［37］ 公元前5年阴历六月，政府下令为准备丁后之墓而进行一次迁移，但在下一个月，它宣布将来它无意再采取这类行动。［38］
外交事务
在前汉的最后50年期间，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不愿进行扩张，有时拒绝与潜在的敌人交锋。从积极方面看，中国总的说不再受到匈奴的挑衅，后者不够团结，难以巩固或加强其地位，或者对中国构成威胁。外国的重要权贵不时地访问长安，如成帝和哀帝两朝时的友好的龟兹王；公元前1年，乌孙的领袖（昆弥）之一与匈奴的一个单于一起来到汉廷。［39］ 在此期间，中亚的移民定居地在都护的领导下仍得以维持下去；在公元23年以前有关于在职都护的记载。［40］ 同时，朝廷已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协调移民地工作和在紧急时刻给移民地提供军事援助。公元前48年，朝廷设了一个新职。在职的官员为校尉级，他将在原吐鲁番（车师）统治者拥有的领地上和这时易受匈奴侵入的领地上建立移民地；他将在这个地处中国和外国人之间的地区保护中国人的利益。晚至公元16年，这个职务肯定还有人担任。［41］
在其他方面，中国人急于避免进一步的卷入。公元前46年，海南岛的珠崖郡被放弃。原来设在海南的第二个郡已于公元前82年与珠崖合并；公元前46年撤郡之事是在当地爆发了叛乱和作出了在该岛保留中国的前哨将会过于劳民伤财的结论后发生的。［42］ 四年后，西面的羌族诸部策划叛乱，当时中国正遭受饥馑之灾。在这些地区有丰富治安经验的冯奉世请求派军4万去镇压起义。但政府因需要保存实力而犹豫不决，只派他率领一支1.2万人的军队出征，兵力根本不足。象这样的虚假的节约不足以成事；元帝的政治家们最后被迫增派6万名士兵，冯奉世才得以恢复秩序。［43］
中国政府这几十年表现出缺乏决心的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公元前36年。［44］ 当时，匈奴中最强大的领袖之一郅支对中国的政策不满；他对他的敌对单于呼韩邪所受到的友好接待心怀妒意，而他自己主动的表示则遭到了拒绝。郅支向粟特（康居）求援，以便报复；他希望通过诸如袭掠或俘获中国使节和攻击中国的盟友乌孙的行动，损害中国在中亚的利益。发展下去，形势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因为所有的交通线可以轻易地被切断；正是由于在当地的两名军官的主动行动，这个危险才得以避免。陈汤的地位在当时比较低。他完全自作主张地行事，发出了出兵进攻郅支所需的文书。结果，他得到都护甘延寿的默许和援助；他们一起战胜并杀死了郅支。
这两名将领以传统方式送呈被征服的为首敌人的首级向长安的上级报捷；他们完全预料得到的一场争吵随之发生。因为从表面看，他们犯的罪是严重的；它们颁发了一道自己无权颁发的诏书。只是他们取得的辉煌胜利才使他们免受可怕的惩罚。政府无意向他们祝捷或把他们作为英雄来奖励；它也不愿意通过进一步的扩张去利用他们的胜利。反对以任何方式奖励他们的意见主要是匡衡提出的，只是由于刘向的坚持，朝廷最后才封甘延寿为侯，封陈汤为关内侯。甘延寿死后，匡衡乘机降低了陈汤的地位。
政府对它的两名最英勇的公仆的不公平待遇表明，它这时不愿投身于对外的冒险行动中去；对他们的任何奖励会带来一种危险，即它会鼓励其他人去显示其主动性，并把中国卷入不必要的、代价高昂的冒险行动之中。30年前（公元前65年）当冯奉世提倡中国向中亚推进时，所采取的恰恰也是这种态度。［45］
另外的行动也产生于这种对外关系的观点。粟特最后起来反对郅支，甚至在陈汤决战时出兵帮助他。当有人提出应与粟特保持这种关系时，汉朝政府不赞成通过和亲进行全面结盟。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已在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与克什米尔（罽宾）建交，在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33年）断交。在成帝时期（公元前33—前7年）有人提出重新建交，但未被采纳，理由是虽然克什米尔可以从这类交往中取得很多利益，它并不是真正想争取中国的友谊，而只是出于私利在追求物质利益。②
王朝的种种问题和皇位的继承
成帝是元帝和王政君之子，后者作为太后，在以后几十年决定王朝的命运时，注定要起重要的作用。成帝出生时其父仍为太子，这个儿童已得到他祖父宣帝的宠爱。宣帝死后不久，他被指定为新帝的太子；公元前33年他登基时年19岁。［46］
在青年时代，据说成帝已经表现出他明显地爱好学习的习惯；根据一个传说，他已知道去领会尊重长辈的价值观念。［47］ 关于他后来一变而纵情于酒色和靡靡之音之说可能部分地是出于历史学家的偏见；因为《汉书》的作者是班家的成员，因此与皇帝曾经亲切地关怀——但也许结局不佳——的一个妇女有亲戚关系。但不管是什么偏见，关于成帝缺乏意志力或高贵的性格以及他纵情于轻薄的放荡行动的说法却是有一定的根据的。郑声为腐败和放纵的象征，被责为淫荡之音，但在他的宫廷颇为流行；公元前20年以后，他开始养成在长安微服出游的习惯，以追逐诸如斗鸡等声色之乐。［48］ 有人指出，正是由于他性格上的这种弱点，他父亲元帝曾想以傅妃所生的另一个儿子取代他为太子，但正是由于傅家对元帝施加了压力，又使元帝迟疑不决。
未来的成帝之能继续当太子，应归功于两名以改造派观点知名于世的政治家。一为匡衡，在成帝登基不久，他乘机向新君说教，教导他应以周代诸明君的言行为榜样；成帝之登基部分地是由于师丹之力，此人于公元前7年提出了限制财产的建议。［49］ 没有证据证明成帝本人对当时的政治有任何自己的看法，或者明显地对国家大事的决策有任何影响。
成帝娶许嘉之女，许嘉是元帝之母的堂兄弟，因此是公元前71年成为霍家野心的牺牲品的那个许后的亲戚。成帝的配偶于公元前31年正式被立为后，但所生之子在婴儿时夭亡，这成了成帝及其继承人几朝发生混乱的潜在原因之一。根据传说所透露的严重的妒忌和残酷心理会使任何王室感到羞耻，所以必须再次提防历史学家可能带来的偏见。［50］ 简而言之，成帝被一个出身低贱但以能歌善舞知名的少女的美色所迷，这些才能在此之前已使她有飞燕之称和在一个公主的府中有一席之地。赵飞燕和她的妹妹都得到成帝的宠幸，到公元前18年，她们指责许后行施巫术，成功地废黜了她。对潘妃也进行了同样的指控，但由于她天生的机智，她们未达到目的；她宁可退出宫廷的是非之地。晋升之路对赵氏姐妹及其家族敞开了。
赵飞燕在公元前16年正式被宣布为后，但她与她那在其他妃子中享有高贵地位的妹妹都不能生下子嗣。在以后四年，她们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当时成帝与一名宫女和另一名正式的妃子生下两个儿子。但是这两个婴儿被成帝下令处死，也可能他亲手处死，以防其他家族把赵氏姐妹从至尊的地位上搞掉。
在此期间，国家大事和十分重要的继承问题受到了其他的影响，特别是来自实力增强的王氏家族和通过与皇室联姻而青云直上的其他两个家族的影响。
成帝时，王氏家族采用了约50年前摆脱霍家的同样手法，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几乎让其成员实际上在帝国中最有权势的官署之一世袭任职。在元帝死去和升他的配偶为王太后之后不久，王太后的弟兄王凤担任大司马（公元前32年）；因此他负责领导尚书和拥有巨大的权力。在他之后王家有四人依次任大司马；最后一人为王莽，他在公元前7年，即在成帝死前约四个月被任命。［51］
皇位继承的问题长期以来早就影响着政治家和那些追逐权力的人的心志，因为皇帝没有由公认的合法配偶生下的子嗣。［52］ 当公元前8年出现这个问题时，有两名可能的候选人。一人是元帝的傅妃的孙子刘欣，因此是成帝的隔房侄子。刘欣之母来自丁家；他在公元前22年曾被指定为定陶王，当时他只有三岁；他的候选人资格得到赵妃（成帝的赵后之妹）和当时的大司马王根的支持。除孔光外，所有的主要大臣都提出请求，结果，在公元前8年3月20日他被宣布为太子；他从公元前7年5月至前1年8月正式在位，帝号哀帝。［53］
落选的刘兴自公元前23年以来是中山王。论亲戚关系，他是成帝的异母弟兄，因而比其中选的对手更近。他的母亲是元帝的冯妃，即曾在中亚有赫赫功绩的冯奉世之女。刘兴死于公元前8年9月，他的儿子刘箕子从公元前1年至公元6年在位，帝号平帝。
对王家来说，哀帝朝是其命运遭受挫折的不吉利的间歇期。与赵、傅和丁几家新兴的暴发户相抗衡是有明显的理由的；当那几家平步青云时，王家却趋于衰微。哀帝继位不久，王莽失去了大司马的职位；在以后几年中，傅家和丁家的人当了大官，或者被
表8 宣帝至平帝的皇位继承
封为侯。后来，在哀帝死后（公元前1年），王莽策划东山再起，这时轮到成帝的赵太后遭受剥夺高贵称号和贬黜之辱了。
傅家和丁家希望削弱王家和它的势力，在这方面它们可能得到哀帝的鼓励，但它们没有取得明显的成绩。从傅喜起，它们的成员从公元前6年至前1年拥有大司马的官衔。但是傅喜被描述为一个正派的人，他可能反对他的几个亲戚要求取得显赫称号的活动。［54］ 此外，改造派中坚定的核心人物在多次被认为是典型的争论中表达了反对新门第崛起的意见。师丹，这个曾经试图限制地产数量的坚定的改造派，坚决反对授予傅家的两个主要的女人尊贵的称号。孔光也坚定地反对给傅太后提供一座豪华的住所；除了所涉及的原则外，他希望阻止她对国家大事施加不应有的影响。［55］
历史学家称赞哀帝，说他想用武帝或宣帝那样的个人力量进行统治。［56］ 他心怀的这样的大志因他长期的病痛、外戚的势力和对娈童董贤的迷恋而未能实现。这个年轻人的迅速崛起和受宠、他长期对皇帝的侍候（皇帝当时尚未满18岁）、他积累的巨大的资财自然会引起傅、丁两家的妒忌。［57］ 但这两家的地位同两个太后分别在公元前5年和2年死去而大为削弱，董贤在年满21岁后不久任大司马。哀帝一度甚至提到把皇位让给他的宠幸的可能性；王莽的侄子之一阻止了如此不负责任的一个提议的实现。［58］
哀帝死于公元前1年8月15日，未留下继承人；于是事态的发展迅速地有利于王家。曾为元帝配偶的王太皇太后仍然在世；由于她的辈分和地位，她显然具有颁布诏令和为确保继位作出必要安排所必需的权力，在这样做时，她可以宣称她在遵循公元前74年所定的先例。哀帝死后的第一天，董贤被罢官和降级，但他立刻自杀而不愿丢脸。王莽被任命为大司马，拥有领导尚书的全权。
他决定防止敌对的外戚家族再对他的地位进行挑战。然而很快出现了贬黜成帝的在世的皇后赵太后和追夺哀帝的丁后和傅后谥号之事；采取最后的这一行动之激烈，竟然亵渎了她们的坟墓。公元前7年落选的皇位候选人之子刘箕子被选为新帝平帝。当时他年九岁。_0232_0［59］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怀疑王莽和他的姑母实际上在行使权力；他把女儿嫁给新的幼帝，这样他的地位终于保险了。但公元6年随着平帝之死，形势激变。［60］ 他的敌人马上散布说，他害死了平帝，但这个指控的真实性始终得不到证实。不管情况如何，始终存在着一个令人非信不可的理由，说明王莽为什么不可能犯这类罪行。汉代历史中以前的情况表明，国内处于最强大和最有权势的地位的人是作为幼帝的父母、保护人或摄政者的男人或妇女。哀帝死时王莽年45岁，立了幼帝并把女儿嫁给他，已经抱着生下的皇位继承人将是自己的外孙的希望，所以他所处的地位再不也可能更为有利了。平帝之死与他自己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王莽不可能采取促使平帝死亡的行动。随之发生之事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是他企图开创一种与他自己的计划同样有利的新形势的行动造成的。
平帝死于公元6年2月3日。［61］ 此时元帝一支已经没有后裔，新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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