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与章帝统治时期（公元57—88年）
明帝与章帝统治时期（公元57—88年） (第2/3页)
民百姓免受苦难，就必须安排合适的人选任职。［12］
第五伦于公元75年晋升为司空，他被誉为历史上第一位小心翼翼地拒绝利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的高官。早年他曾任蜀郡太守。这个地区非常富庶，那儿的地方官能聚敛大量财产。然而第五伦却非常谨慎地举荐官员，不论贫富，只看忠诚与否。这样就避免了腐败。第五伦举荐的许多人都晋升而担任文官的最高职务，因此他被同时代人誉为善于识人的官员。［13］ 把这样的例子当作例外记录下来，说明在一般情况下的选派可能是出于根本不同的考虑。
前汉时期，有时出现了关于最适合皇帝口味的生活方式的问题。武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41—87年）宫廷生活以极度奢华闻名于世，一部分原因是意在使外族来访者对汉朝的财富和力量产生印象。后来就有人呼吁要减缩宫廷的费用，特别在元帝统治时期（公元前49—前33年）采用了许多节俭的措施。［14］ 但是，前汉时期所有的皇帝当中，只有文帝可以挑出来给以表扬，因为他不愿意动用老百姓不必要的费用和劳动力为他装修宫室或准备陵墓。［15］ 明帝在遗诏中提出的教导也可能牢记着文帝的榜样。他不愿意葬在专门建造的附有自己宗庙的陵寝里，而宁肯用他的生母（即光武帝的阴后）陵墓中的一间更衣别室以安置自己的遗体。⑤
不久以后，公元77年，皇太后在一道很长的诏令中谴责并呼吁戒除过分奢侈的生活方式。这份声明很可能是一份专门辩护词的一部分，意在引开对她自己和她家族的批评。她声称，她实行节俭的目的在于树立一个好榜样，并给最需要节俭的地方施加道德压力。［16］ 但是她的警告对马家来说没有产生大的效果。公元83年，即她死后的第四年，她的两位家属炫耀的巨大财富，遭到强烈责难。据说他们建起若干巨邸，宴请数以百计的客人。他们还修了造价昂贵的马厩，又从西藏的或其他的外族社区聚敛钱财。这样的排场触怒了皇帝，以致几次进行谴责，这个家族开始衰落下来了。［17］
公元89年，窦氏家族使用官家的劳工为自己修建高大的住宅，遭致怨声载道，但无任何效果。侍御史何敞为此提出，与其用这样豪华的建筑物来表示皇帝的恩宠，不如在帝国正进行反匈奴战争因而经费拮据时树立一个节俭的榜样。［18］
宫廷里盛行的另一种心态可以从注意制订表示恰当的行为（礼）的规定这一方面看出。公元86年鲁国博士曹褒建议重新制订汉代礼仪的原则及实施细则。章帝坚持，这项工作超越了曹褒的权力；班固建议应该把主要的专家召集在一起，受命审议和提出必要的改变。可是皇帝拒绝了班固的建议，他认为这样召集的班子不会产生建设性的结果；他命令曹褒进行他的工作。曹褒在一年之内搜集了各方面材料完成了150篇题材广阔的汇编。然而这部书似乎被认为可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争论，因此它被搁置起来，暂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公元91年，在章帝的继承者和帝的成年典礼上，所遵循的就是曹褒为这种盛典制订的礼仪。公元93年，他的工作受到了质疑，他的规定没有被实行。④
除了这些抗议和抱怨以外，明帝（公元57—75年）和章帝（公元75—88年）的政府在成功地完成改革和改善经济活动的某些计划方面赢得了声誉。光武帝曾打算治理平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年—公元6年）黄河和汴河决堤所造成的某些受破坏的部分，但人们劝告他不要在帝国蒙受内战损失时承担这样的重任。政府优先注意那些不太紧迫的工作以致未能制止频繁的洪水泛滥，这引起了公众的怨愤。公元69年由王景带领几十万劳工开始了一项重大工程。在千乘郡内，沿荥阳到沿海的一条水路建起了堤坝，每隔十里（约四公里）建一座水门。为防止洪水泛滥，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设计，并设法让河水改道。但无论王景怎样精打细算，费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19］ 史籍记载公元69年是世道太平的一年。没有征发人民到远地服役。有一系列好收成，人民享受着高度的繁荣：谷物价格低廉，田野里漫游着成群的牛羊。［20］
明帝统治时期曾试图改进水路运输，以减轻把谷物从东方（山东）运到太原附近羊肠仓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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