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帝统治时期（公元146—168年）
桓帝统治时期（公元146—168年） (第1/3页)
与133年发生的事情一样，151年的地震给批评当时社会与政治状况的人提供了一个表达他们观点的机会。崔寔是当时被召的批评者之一，虽然他由于称病没有应召，但在《政论》一文中仍清楚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部著作的片断留存于世。③
崔寔把不能维持良好的吏治归因于道德风气的败坏不断加剧和处理国务时缺乏兴趣和勤奋精神。高层政治中的纲纪在松弛，而下面那些有足够的智慧认识到局势恶化的人则保持沉默。过分地依赖过去是考虑欠妥的，崔寔呼吁人们现实地面对当前的问题，而去制定适合当前需要的制度和方法。他还进一步提出，应该更严格有效地执行法律，他引了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采用这种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并指出了在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33年在位）当出现某种程度的松弛和宽厚时帝国力量和权威下降的情况。
崔寔把行使刑罚的必要性比作医生治病的方法。他认为，尽管据说秦朝的重刑在汉初诸帝时期有所减轻，但以法律名义所施的刑罚还是十分严酷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文帝（公元前180—前57年在位）远远没有减少刑罚的严酷性，实际上反而有所增加。因此，太平之取得，不是通过仁慈，而是依靠严刑。
几年以后（公元155年），太学生刘陶大胆地把当前的状况部分归咎于皇帝本人。他强调上天与人类都需要皇帝，就象人体的不同部位互相需要一样。但是，当今的皇帝生活在闭塞的状态之中，完全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一点也没有察觉到加给富人和穷人的同样的压迫。他写道：“虎豹窟于麑场，豺狼乳于春囿。”
刘陶请求皇帝注意秦朝覆亡的命运，这是由于皇帝丧失了权力；同时他还列举了哀帝（公元前7—前1年）和平帝（公元前1—公元6年）统治时期发生的事情。最后他提出了一批官员的姓名，建议让他们真正掌握中央的权力。但是刘陶知道他的劝谏没有接受的希望，他写道：“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他的确被置之不理。［1］
159年梁氏家族垮台以后，黄琼任太尉。他设法揪出那些在州郡搞压制和腐败的人，判他们死刑或流放，这些措施使人们都感到满意。［2］ 然而，如果试图以此种理由去惩戒个别的官员，那就会误以为是在搞个人恩怨，就象范滂告发的情况那样（159年）。［3］ 恰在此时，侍中爰延提醒桓帝，如果他想得到贤君的名誉，就必须注意把国事委托给陈蕃等人，而不是交给宦官们。还有一次他补充说，皇帝应避免亲近小人；而且为了防止失去他应有的威严，他应该非常小心地注意与周围的关系。［4］
陈蕃曾任千乘郡守，后来升任尚书。由于他直言极谏而转任豫章郡太守，这种调动实际是流放。由于作风严正，他令人畏惧却又受到尊敬，后来官拜大鸿胪。他尽力不让当时的一个批评者得到不公正的任命，以致自己降了职，但后来他又当上了宗正。他担任宗正时注意谨慎地考察候选人，对权势和富豪之家的成员不给予任何特殊的照顾。［5］
159年陈蕃又一次抗议不加区别地给宠信的人封侯的做法，另外他还抱怨皇宫里蓄养着大量宫女，结果使国库开销很大。他最后这一点意见产生了一定影响；500多名宫女被遣散。163年皇帝在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