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汉朝的对外关系［1］
第6章 汉朝的对外关系［1］ (第3/3页)
同时，蛮夷照例可以保存原有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在理论上，他们现在已成为帝国的“内属”，但实际上他们继续享受外蛮夷的自由。有证据表明，至少在前汉时期，匈奴和羌的几个属国在汉的疆域之外。另一方面，居住在帝国之中的归顺的蛮夷组成“部”，直接受汉朝的管理。当状况合适时，帝国政府便采取最后的步骤，将“部”转变为正式的州郡。许多例子说明，在公元2、3世纪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进行。
这种讨论不应认为要断言汉朝政府完全成功地将中国的贡纳制度强加于非中国人身上。这只是表明，汉代中国人有一种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清晰观念，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内外之别基础上的；他们作出了认真的努力，将它强加在邻近的非中国人身上。必须强调指出，在实践中，汉代贡纳制度在对外关系领域中从来没有达到象它在内部同样稳定的程度。这种制度的平衡取决于许多因素，诸如大多在中国控制之外的各色各样外国政权的兴起和冷落。因此，在维持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方面汉朝的成就充其量也是有限的。然而，如果脱离汉代对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观念去看问题，那末，汉代中国的外交关系显然将是难以讲通的。从一开始这种观念便是外交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开的特征。
［1］ 关于后汉时期对外关系的某些方面，读者可参考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北部边疆：后汉帝国的政策和策略》（堪培拉，1984），该书出版时本书在印刷中。
［2］ 《史记》卷七四，第2344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本，第1卷，第160—161页。
［3］ 《史记》卷八，第389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397页。伯顿·沃森：《英译〈史记〉》（纽约和伦敦，1961）第2卷，第114页。关于“天下”观念，见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东京，1956），第83—89页。
［4］ 关于《书经》中的“海内”观念，见李雅各：《书经》，载《英译七经》第3卷上（牛津，1893），第150页（禹贡）。在《山海经》中有五篇题为“海内”（第10、11、12、13和18篇）。
［5］ 《吕氏春秋》十三，第1页，参见以下；《淮南子》四，第4—6页（约翰·梅杰：《淮南子》卷四中体现的汉初思想中的地形学和宇宙论，哈佛大学1973年博士论文，第49页及以下）。
［6］ 《后汉书》卷八九，第2919页。
［7］ 五服最早可能见于《书经》，见高本汉：《书经》，《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11—12页；李雅各：《书经》，第74页。也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收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费正清编（坎布里奇， 1968），第20、 292页注①。我对九州和五服理论的扼要叙述是以多种版本为依据的，见李雅各；《书经》，第142—149页（禹贡）；《国语》上，第3页；孙诒让：《周礼正义》64（卷十八），第90—95页；孙诒让：《周礼正义》（《四部备要》本）71（卷二十），第80—84页。
［8］ 顾颉刚：《史林杂识》（北京，1963》，第1—19页。
［9］ 《史记》卷六，第236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125页）。
［10］ 武帝述及要服之事，见《汉书》卷六，第2759页。关于王莽，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36—4137页，所述与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致，见该书71（卷二十），第80—84页（见前第408页注③）。
［11］ 《汉书》卷七八，第3282页；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第31页。
［12］ 关于进一步的论述，请看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7）。
［13］ 《汉书》卷八，第241页；《汉书》卷九九下，第413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43页）。
［14］ 《后汉书》卷十五，第581页；《后汉书》卷十九，第717页；《后汉书》卷二四，第855页；关于“葆”字及其涵义，见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人质》，收在他的《中国制度史研究》（坎布里奇，麻省，1961），第43—57页；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2卷，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