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
匈奴 (第3/3页)
从一开始，后汉朝廷就决定阻止北匈奴和南匈奴的重新联合。为了贯彻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汉朝政府一贯地和慎重地按照不同的办法来对待两个匈奴集团。如上所述，对南匈奴采用严格的贡纳制度模式，北匈奴则完全置身于该制度之外。汉代中国只承认南匈奴是呼韩邪的合法继承者。整个后汉时期，北匈奴被当作事实上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对待，而不是看成一种法律上的政治实体。
至于北匈奴，他们在单于蒲奴领导下相对来说对中国是无礼的和固执的。和他们的南部兄弟不同，北匈奴不准备参加汉朝的贡纳体制，甚至在他们经历最大困难的年代仍然如此。数年饥荒和传染病所造成的人力重大损失，迫使蒲奴早在公元46年便觅求与汉朝和好。后来，在南匈奴归附中国成为属国以后，蒲奴作出不少于三次不成功的尝试，企图重建与中华帝国的和平关系（51年、52年和55年）。在所有这些时机，他要求以和亲的条件进行和解。公元52年，这个要求被提到官员们面前，征求他们的意见，《汉书》的编纂者之一班彪就对外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份很长的奏疏。［60］
公元52年的和平活动特别足以说明北匈奴的态度。在这一次，蒲奴派遣使者前来汉朝宫廷，带着马匹和毛皮作为贡礼，要求两个皇室之间结亲。同时单于还表示了他想要得到新的中国乐器和允许他带着西域诸国的代表前来中国的愿望。
整个后汉时期，北匈奴和汉朝的关系一般地是在贸易和战争之间交替出现。有证据表明，比起缔结持久的和平以解决所有政治争端来，北匈奴对建立与汉朝的贸易关系可能更感兴趣。贸易能够分成两类：一类是官方贸易，采用以帝国的礼物和贡品交换的形式；一类是私人贸易，在边境两个民族之间进行。例如，公元52年北匈奴的贡品和帝国进行交换的礼物，其价值大致相等。据报道，在55年和104年也有同样的交换。［61］
边境上的大规模私人贸易对于北匈奴的经济来说甚至是更为基本的。在后汉王朝起初的数十年内，北匈奴多次带牛马长途跋涉到边界市场和边境的中国人贸易。公元63年，他们沿边界发动几次袭击，迫使汉朝对他们开放边境市场。公元84年，汉朝武威太守报告：匈奴希望重开贸易。这次单于派遣几个王公贵族带着一支万余头牛马的商队，前来与中国商人贸易。在中国旅行期间，匈奴的王公贵族受到很好的招待，汉朝政府大方地用礼物酬劳他们。［62］ 显然，双方都把贸易看成是在他们关系进程中头等重要的事情。
在后汉时期，和北匈奴之间的战争周期性地爆发，但是这些战争与前汉时期的战争相比，总的来看次数较少，规模也小得多。在公元73年和89年分别爆发的两次较大的冲突，都以北匈奴的挫折告终。_0436_2［63］ 但是北匈奴在外蒙古和中亚的衰落大概不能完全归因于汉朝的军事优势。其他两个互相联系的发展也必须加以考虑。一个是北匈奴联盟的人力由于大规模逃亡而遭到巨大损失。
从公元1世纪的80年代开始，内部的权力斗争、传染病和饥荒导致北匈奴联盟的组成民族中许多人逃出他们的领土。有些人归附于汉朝当局，其他人则寻求南匈奴、乌桓、鲜卑或丁零的庇护。例如，公元83年，几个北匈奴首领来到边境上的五原投降，带来人、匹马，和头以上的牛羊。《后汉书》记载，到85年，大约70个集团在年长的首领率领下从北匈奴逃往汉朝，更多的甚至和南匈奴联合。在40年内南匈奴的人口总数明显增加，从公元50年大约，到90年增加为。有证据表明，这一增长并不单单是自然的增殖，而是长年累月将大量北匈奴人民吸收入南方集团的结果。［64］
北匈奴的非中国邻居们也利用他们的内部困难从不同方向发动进攻。被削弱了的和数量减少了的北匈奴，南边遭到南匈奴、北边则受到丁零的攻击；鲜卑攻打他们的左侧，来自西域的侵略者侵犯他们的右侧。受各方的袭扰，北方的单于难以维持他的地位，便逃往西方。［65］ 特别是北匈奴遭受来自新兴的鲜卑联盟的威胁，后者在公元87年给予北匈奴巨大的打击，杀死北方的单于，剥他尸体的皮。这次灾难性的失败使部分北匈奴南逃；包括20万人的58个部落——其中8，000人能作战——来到边境的云中、五原、朔方（在鄂尔多斯）和北地（宁夏）四郡向汉朝投降。公元91年，北匈奴的残余向西远徙至伊犂河流域，他们对外蒙古和中亚的统治结束了。［66］
［1］ 匈奴与匈人（Huns）不能等同，见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载《罗马帝国的兴衰，反映罗马历史与文化的新研究》，特姆波里尼和哈斯合编（柏林和纽约，1978），第2部，第612、697页注101。关于匈奴生活方式的资料，见斯·伊·鲁登科：《匈奴的文化和诺颜乌拉的墓穴》，波伦姆斯德译（波恩，1969）。
［2］ 单于是匈奴语言中统治者称号的汉译。由于我们无法重建匈奴语的任何有价值部分，而且匈奴的称号和名字只能通过中国著作来了解，因此，我使用中文的译名。这样，王的名字（如日逐王），甚至这个民族的名称匈奴，都是汉语。后者实际上是强烈的污蔑之词，汉语的意义是“凶恶的奴隶”。在这个时代和以后时代我们遇到的其他非汉人民族的名称通常也是汉人用汉语表达的称呼，如乌桓、鲜卑等。
［3］ 关于蒙恬，见前面第1章《道路、城墙和宫殿》。
［4］ 《史记》卷一一○，第2892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64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52页。《汉书》卷九四上和所提到的其他几卷的段落的译文，见德格罗特：《亚洲史中的中国文书》第1卷《公元前的匈奴》，第2卷《公元前中国的西域》。但是，由于这部著作很罕见，本卷的脚注没有它的参考材料。
［5］ 《史记》卷一一○，第2890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63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51页。
［6］ 《汉书》卷一下，第63页及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15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53页；《史记》卷九三（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65页）。关于某些汉朝将军是商人的断言，见《汉书》卷一下，第6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27页）。
［7］ 刘敬原名娄敬，见《史记》卷九九，第2719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1卷，第289页）；《汉书》卷四三，第2122页以下。
［8］ 关于长城的讨论见第1章《道路、城墙和宫殿》及《前221年12万户向咸阳的迁移》。
［9］ 《汉书》卷二十，第89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181页）；《汉书》卷五，第14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315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59页。
［10］ 《史记》卷一一○，第2902页（沃森：《英译〈史记〉》第1卷，第173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62页。关于和亲协定，见手塚隆义：《汉初与匈奴和亲条约有关的二三问题》，《史渊》，12∶2（1938），第11—14页。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页以下。
［11］ 《汉书》卷94上，第3754页以下。
［12］ 《史记》卷一一○，第2896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67页以下）；《汉书》卷九四上，第3756页。
［13］ 《新书》（《四部备要》本）卷四，第五叶。警告匈奴的是一个名叫中行说的中国逃亡者，见《史记》卷一一○，第2899页（余英时：《贸易和扩张》，第37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70页）。
［14］ 《史记》卷一一○，第2899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70页）；《汉书》卷九四下，第3841页。贾谊关于“五饵”以及匈奴的尚武品质将因此遭受削弱的建议，见《汉书》卷四八，第2265页（颜师古注③）。
［15］ 《汉书》卷四，第125、13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1卷，第225、265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61，3764页；《史记》卷一一○，第2901、2904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72、175页）。关于雍靠近长安和它作为一个宗教中心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67页。
［16］ 关于文帝的行为，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31页。
［17］ 《汉书》卷五二，第2398页以下；《汉书》卷九四上，第3795页以下。《史记》卷一一○，第2940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176页以下）。
［18］ 《汉书》卷九四上，第3766页；《史记》卷一一○，第2906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77页以下）。
［19］ 关于这两位将军，见《史记》卷一一一，第2906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26页以下）；《汉书》卷五五。关于这些战役的一览表，见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收在《中国的兵法》（小基尔曼和费正清编），第111页以下。
［20］ 关于人、马的损失和出征的费用，见《汉书》卷二四下，第1189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74页）。《史记》卷一一○，第2910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82页以下）；《史记》卷一一一，第2938页（沃森，同上书第2卷，第209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71页；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第97页。
［21］ 这些看法是严尤向王莽提出的（公元14年），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24页。
［22］ 《汉书》卷五四，第2455页。
［23］ 关于四郡建立的时间是有疑问的。一种观点认为，四郡中没有一个是在公元前104年以前建立的，最后建立的武威可能是在公元前81年至前67年之间。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59页以下，第145页注②。
［24］ 关于匈奴国家的封建性质，见威廉·麦戈文：《中亚的早期帝国：斯基泰人和匈人以及他们在世界史上的作用，特别利用中文史料》（查佩尔希尔，纽约州，1939）第118页。
［25］ 《汉书》卷六，第17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62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69页。
［26］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5页。关于匈奴的政治结构，见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2（1969），第231—271页。
［27］ 《汉书》卷九四上，第3774、 3782页。
［28］ 《汉书》卷九四上，第3787页。
［29］ 关于冒顿的活动，见《汉书》卷九四上，第3749页。关于“儿单于”在嗣位以后表现出来的沉溺于残酷行为的倾向，见《汉书》卷九四上，第3775页。
［30］ 关于继承问题，见手塚隆义：《匈奴单于相续考》，《史渊》，20：2（1959），第17——27页。
［31］ 《汉书》卷九四上，第3789页以下。
［32］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5页以下。
［33］ 《汉书》卷九四上，第3771页。
［34］ 《汉书》卷九四上，第3773页。
［35］ 关于新形式的内在原则，见《史记》卷一一○，第2913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86页）。关于萧望之，见《汉书》卷七八，第3282页；《汉书》卷九四下，第3832页。
［36］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7页。
［37］ “松散的控制政策”（羁縻）审慎地避免将正规的官僚政治强加在非中国民族身上，关于这一概念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第31页
［38］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8页。
［39］ 《汉书》卷九四下，第3803页。
［40］ 关于这一事件，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11页。
［41］ 《汉书》卷九四上，第3780页。
［42］ 见《汉书》卷九四下末（第3833页）班固的评论。
［43］ 《汉书》卷九四下，第3812页。
［44］ 《汉书》卷九四下，第3810页。
［45］ 《汉书》卷九四下，第3803、3806页。关于这一婚配的传说和它在随后的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见阿瑟·韦利：《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公元前772—846年》伦敦，1949），第12页以下，第130、184页。关于遣送中国公主与其他亚洲民族首领结婚的更多事例，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前125—23年的早期阶段》（莱顿，1979），第43页以下、第146页以下。
［46］ 关于乌桓，见以下《乌桓的迁居》。
［47］ 《汉书》卷九四下，第3829页。
［48］ 《后汉书》卷十一，第505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2940页以下。并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1967），第102页以下。
［49］ 见手塚隆义：《关于日逐王独立与南匈奴单于之继承》，载《史渊》25：2（1964），第1—12页。
［50］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2页以下。
［51］ 贡品的数量是在公元50年确定的；《后汉书》卷八九，第2944页。94年上奏疏的人是袁安，见《后汉书》卷四五，第1521页。
［52］ 《后汉书》卷一下，第78页；《后汉书》卷二八，第3626页。
［53］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3页以下。关于弛刑和他们被纳入军队，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240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79页、150页注24。
［54］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2页。
［55］ 《后汉书》卷八九，第2962页以下。
［56］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4页。
［57］ 《后汉书》卷89，第2955页。关于最初的部落成员的不同来源以及那些新近归附的人的问题，见手塚隆义：《关于南匈奴的“故胡”与“新降”》，载《史渊》，27：1（1966），第1—10页。
［58］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7页。
［59］ 关于刘渊，见《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资治通鉴》（卷八五，第2702页）以现已散失的资料为据，声称中国人（晋）和匈奴人（胡）都集合在刘渊一边。
［60］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2、2945—46、2948页。
［61］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8、2957页。
［62］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2950页。
［63］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2952页。
［64］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37页；手塚隆义：《关于南匈奴的“故胡”与“新降”》，第3—5页。
［65］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0页。
［66］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1页。关于北匈奴的西迁，见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载《历史研究》，1977.3，第126—141页；萧之兴：《关于匈奴西迁过程的探讨》，载《历史研究》，1978.7，第83—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