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的改变：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态度的改变：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第3/3页)
的增加，皇帝所行使的实际政治权力很可能有所缩小。
［1］ 关于公元前221年后不久所勒的石刻，见《史记》卷六，第242页以下（沙畹：《〈史记〉译注》〔巴黎，1895—1905；重版，巴黎，1969〕第2卷，第140页以下）；本书前面第1章《皇帝的巡行和刻石》。关于公元220年的文告，见《三国志·魏书二》），第62叶以下（特别是注2）；又见卡尔·莱班：《天命的操纵：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时隐晦的天意》，载戴维·罗伊、钱存训合编：《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香港，1978），第315—342页。
［2］ 例如，见《孟子·梁惠王上》，六（《李雅各英译七经》第2卷，《孟子》〔牛津，1983〕，第136页）。又见公元前3世纪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20，第1叶 及以下各处。
［3］ 关于这些事件，不管它们是真是假，在《左传》和《战国策》两书中各处可见。
［4］ 关于西周政府的效率，特别是它的初期阶段，见顾立雅：《中国治国之道的起源》，第1卷《西周帝国》（芝加哥与伦敦，1970），鲁惟一的书评见《远东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 35：2（1972），第395—400页。
［5］ 见前面第2章《内战和刘邦的胜利》。
［6］ 这种问题至少在两种情况下要发生。见《史记》卷一二一，第3122页以下（伯顿·沃森：《英译〈史记〉》〔纽约和伦敦，1961〕第2卷，第403页以下）；《汉书》卷八八，第3612页；《汉书》卷七五，第317页及以下；以及鲁惟一：《秦汉两朝皇帝的权威》，载《东亚的国家与法律：卡尔·宾洛尔纪念集》，迪特尔·埃克梅尔和赫伯特·弗兰克编（威斯巴登，1981），第82—83页。
［7］ 例如见韩愈的文章《对禹问》，载马伯通编：《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1957，第1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