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汉和王莽：传统
前汉和王莽：传统 (第3/3页)
直径：［22］
涂虽曲，而通诸夏，则由诸。川虽曲，而通诸海，则由诸……事虽曲，而通诸圣，则由诸乎！
他甚至走得过远，以至于承认，尽管军事专家或实际政务家所搞的欺诈的诡计和阴谋是邪恶的，圣人也可善予利用。［23］ 他还承认，有些儒家经典的文字讹误百出，出自智力低下之人；有些经师则是无知的。
扬雄争辩说，辨别智力的高下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但辨别大圣和大佞是极端困难的，因为两者都可能有高人一等的智力。［24］ 因此，扬雄推崇真正圣人的典型和真正大师的模范——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儒家论题。但是他也认为，法在人世中是极为紧要的。他维护法的尊严，把它看作古代圣君的模范规章。模范的法“始乎伏羲而成于尧”，“唐虞成周之法也”；法不是法家的创造。［25］
他谴责申不害和韩非所发展的术，视为不人道。但是他承认，法家有关法的学说和道家庄子有关道的学说，只要它们不排斥儒家圣人或不推翻儒家道德价值，就可能和次要的儒家学说具有同样的价值。［26］ 扬雄认为，这些别的学派的缺点在于它们胸襟褊狭和才智有片面性。按照扬雄的说法，卓越的智力使人领悟众多方面的事物。既然世间有数不尽的小事，仅有小事的知识或技能不能使一个人具有成为真正大师的资格。真正大师身上应当予以珍视的品质是他拥有或意识到的“大知”。［27］
桓谭：务实的呼声
另一个生活于从前汉到后汉的过渡时期的杰出思想家是桓谭（公元前43年—公元28年）。扬雄和桓谭两人都是非正统的古文经学的多才多艺的儒家学者。［28］ 桓谭崇拜扬雄，把他当作当代的圣人。扬雄以寿终，但他未亲见对王莽政权覆灭的惨痛感受；桓谭则在王莽王朝灭亡后仍活着，因而目击了高度保守的后汉政权的兴起，他发现自己和后汉政权不相投合。和扬雄温和的理想主义倾向不同，桓谭的态度更重实效，更实际得多。可惜的是，他的名为《新论》的著作只有一些片断留存了下来。［29］
桓谭承认扬雄关于人性在道德上不确定的看法，他认为人有眼耳以视听，有智力以感知和辨识，有爱好和厌恶的感情，有趋利避害的倾向。这些是所有的人都相同的，不同之点在于：［30］
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浅，听明有暗照，质行有厚薄，亦皆异度焉。
只有那些具有优异才能和深邃智力（辨别力）的人能够领悟全部真理。扬雄只强调智力，而桓谭则使智力与才能处于同等地位，坚持认为后者的重要性有如下述：［31］
如后世复有圣人，徒知其才能之胜己，多不能知其圣与非圣人也。
在非难当代儒家学者方面，桓谭比扬雄走得远得多，他认为这些学者是无知的。他们不具备真正大师的作风，他们变得越来越胡涂。［32］ 桓谭引用《论语》中甚至孔子也觉得天道、人性或命难言的记载，［33］ 批评了那些学者，说他们不注意更实在的人的事务，却珍视不可捉摸的、远离现实的古圣人之道。他指出，尽管研究儒家学问的机构在武帝统治（公元前141—前87年）时，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都大有增长，但与此同时政府活动却变得很糟。［34］ 这种批评打击了前汉儒家关于学术与政治安宁和谐一致，或社会政治、道德和宇宙秩序互相感应的假定的核心。
桓谭重实效的态度，当他提出政府的政策应当因时而异，因而不能以一种固定的学说（例如儒家学说）作为根据时，终于接近了法家的态度。［35］ 他坚持，在和平时期通晓道德方面的人应当受到褒奖，但在困难时期武装人员应当受到尊重。［36］ 他进一步断言，在儒家理想的“王道”和世俗“霸功”的成功的行政之间并没有质的差别。他写道：［37］
五霸用权智……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唯王霸二盛之义，以定古今之理焉……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倍，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
王者纯粹，共德如彼；霸者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
这可能是汉代儒家为法家学说所作的最不隐讳的辩护。
［1］ 有关陆贾和他与董仲舒的关系，见前第12章《董仲舒和天的警告》；及第13章《道德的价值和秦朝的失败》。
［2］ 关于这篇短论，见前第13章注19。关于贾谊的主旨，也有略为不同的看法，见前第2章《贾谊和晁错》。
［3］ 《新书》卷五《保傅》，第3及以下各叶。有关此书见前第2章注86。有关太子师保的设立，见《汉书》卷十九上，第733页（以及《汉书补注》卷十九上，第18叶的注释）。有关贾谊的著作，见江润勋、陈炜良、陈炳良：《贾谊研究》（香港，1958）。
［4］ 《汉书》卷六，第159、17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巴尔的摩，1938—1955）第2卷，第32、54页。
［5］ 有关太学的大量人员，见《后汉书》卷六七，第2186页；卷七九上，第2547页。关于太学的位置，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68页以下。
［6］ 《汉书》卷六，第15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28页）。
［7］ 有关严助，见《汉书》卷六四上，第2775页以下。
［8］ 本杰明·沃拉克：《汉代的孔子学说和孔子》，载戴维·罗伊、钱存训合编：《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香港，1978），第215—218页。
［9］ 唐纳德·芒罗：《中国早期的人的概念》（加里弗尼亚州斯坦福，1969），第VIII和15页。
［10］ 陈启云《荀悦和东汉的思想：〈申鉴〉译注，附导言》（普林斯顿，1980），第5—11页。
［11］ 《汉书》卷七七，第3247页。
［12］ 哀帝诏书：“以建平元年为太初元将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如淳注：“陈，舜后。王莽，陈之后。谬语以明莽当篡立而不知”。《汉书》卷十一，第340页。——译者
［13］ 《汉书》卷十一，第34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5页以下）；卷七五，第3192页以下。见前第2章《世纪之末的风气》。
［14］ 《太玄经》卷六，第6页以下。
［15］ 《法言》（《汉魏丛书》本）卷四，第1页。
［16］ 《法言》卷七，第2—3页。
［17］ 《法言》卷五，第6页。
［18］ 《法言》卷五，第2页。
［19］ 《法言》卷五，第2页。
［20］ 《法言》卷二，第3页。
［21］ 《法言》卷二，第6页。
［22］ 《法言》卷三，第1叶。
［23］ 《法言》卷三，第3—4叶。
［24］ 《法言》卷四，第4叶；卷五，第1叶。
［25］ 《法言》卷三，第2及以下各叶。（引文据《法言》，与英文有所不同。——译者）
［26］ 《法言》卷三，第3—4叶。
［27］ 《法言》卷五，第1叶。
［28］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十五，第8叶。
［29］ 有关桓谭和他的著作的残存片断，见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十二，第7及以下各叶、第13—15叶；及蒂莫斯特·波科拉：《〈新论〉及桓谭的其他作品》（安阿伯，1975）。
［30］ 波科拉：《〈新论〉及桓谭的其他作品》，第25页。
［31］ 引用于王充：《论衡》卷十六，《讲瑞》，第256页（艾弗雷德·福克译：《论衡》，第1篇，第361页）；波科拉：《〈新论〉及桓谭的其他作品》，第19页。
［32］ 《全后汉文》卷十四，第8叶。
［33］ 波科拉：《〈新论〉及桓谭的其他作品》，第239页。
［34］ 《全后汉文》卷十四，第10—11叶。
［35］ 《全后汉文》卷十三，第3叶；卷十四，第9叶。
［36］ 《全后汉文》卷十二，第9叶。
［37］ 《全后汉文》卷十三，第2叶（波科拉：《〈新论〉及桓谭的其他作品》，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