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传入
佛教的传入 (第2/3页)
带有三千心腹骑兵。很可能，他的佛教宣传的真意确是想在这样的大激战中为他自己招集随从，同时很可能，这些追随者就是黄巾军的孑遗。可是，我们未见资料上有关于笮融的佛教杂有道教之说，象这个时期通常的情况那样。无论如何，笮融这一事件的功绩是它使我们对佛教在汉代民间中的传布情况能略知一二。老百姓的宗教生活实际上在历史材料中被忽视了。
洛阳佛教的开始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汉王朝楚国的佛教社团实际上只是一定已在京师成长起来的社团的一个支派，关于这一点虽然我们知道得不多。在公元3世纪之初，我们知道京师洛阳有个许昌寺院。这个名称表明，它一定由刘英的母舅名许昌者早在公元1世纪所建。可能是在刘英于公元71年处死和彭城国除之后，他把来自彭城的僧众安置在他的第宅之中。［8］ 我们知道，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汉明帝在做了一次梦兆之后便派了一个使团去打听西方佛教的事情。这个使团据说带回了两名印度僧人，即迦摄摩腾（Kās＇yapaMātanga？）和竺法兰（DharmaratnatheIndian？），并为他们建立了白马寺；取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那个驮回佛经的吉祥动物。
可是，这是一个在以后很晚时间才出现的传说，显然这些僧人的名字不大可能是凭空捏造的。这两名和尚据说是最早翻译了印度经文，即《四十二章经》，人们传统地把它定在公元67年，但实际上它的翻译似乎不会早于大约公元100年。［9］ 这部经文与其说是一部翻译作品，不如说是一部介绍佛教教义要旨的入门书籍，特别是按照所谓小乘教义介绍佛教的道德的书。它不是用佛祖讲法的形式，而是仿照中国的《孝经》之类的经书或老子的《道德经》的形式。今天，我们仅拥有大加修改过的经文文本，其中道教的影响很明显。［10］
自此以后，只有在译书的版本记录或在书目介绍中才可对汉代洛阳的佛教情况略知一二。这些译文或者译自梵文原文，或者更可能的是译自中亚的普拉克里特语（Prākrits），因为大多数译者并不全是印度人：其中有两名安息人、两名粟特人以及一些伊朗人、三名月支人（Indoscythians），只有三名印度人，甚至他们也是通过西域才来到中国的。［11］
译者中最早和最出名的是安世高，即安息人世高，他于公元148年来中国，协助他的是他的同胞安玄，此人是一名商人，公元181年来到洛阳，并懂得中文。［12］ 很显然，安世高和安玄翻译的东西都由中国佛教徒提出，因为它们或者论及中国人在自己的传统中所熟习的小乘教义中命理学之类的内容，或者论及精神修养和呼吸功夫，这就使得佛教的瑜珈（yoga，中国叫做“禅”，dhyā-na）和道教的同类功夫很相近。另一方面，所谓大乘的翻译风气则大畅于第二代的翻译家，他们于公元2世纪之末和3世纪之初在洛阳工作；这个时期是佛教的两乘在印度和西域过渡的时期，也是道家哲学在中国本地开始复兴的时期。关于“空”（s＇ūnya-tā）的教义和对于来世的“净土”的信念，必然会吸引中国的文人学士，因为他们正开始背离越来越暗淡无光的儒家关于今世的宇宙-政治观。第一部关于佛教“般若”（praj?ā）的书是公元179年由一名月支人和一名印度人翻译，而由一些中国道教徒协助；这些道教徒中有一人有“祭酒”职称。［13］
这些最初的译本充满了道家的说法，这是中国合作者利用这些说法来翻译佛教的专门用语：例如瑜珈（yoga）或菩提（bodhi）被译为“道”（the way）；涅槃（nirvāna）被译为“无为”（quiescence，或“no-ado”）；绝对（tathatā，“suchness”）被译为“本无”（non-being），而佛教的圣人（arhat）则变成了道教的“真人”（immortal）。用这种办法，佛教的“般若”雷同于道教的“真知”，它被称为“玄学”。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使文人们厌烦的笨拙而晦涩难懂的话，这特别是因为那些写中文译本的人文化方面的经历很平庸。
但是，外国和尚经常出入于朝廷中受过教育者的贵族之门。早在公元100年，张衡（公元78—139年）就在他的形容长安的诗作（《西京赋》）中提到他们，公元166年洛阳朝廷正式兴起了拜佛的仪式，与此同时也礼拜老子（根据史料，也礼拜黄老，在此前一年，即公元165年，桓帝（公元146—168年在位）因无子嗣，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苦县去祭祀老子，此地在洛阳之东，据说是老子的出生之地；这里的庙里有一幅孔子的壁画，传说孔子曾问道于老子。上面提到的《老子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14］ 桓帝受他的配偶——窦后——的影响，这位窦后和前汉的同宗窦太后一样也是支持道教的。
公元166年，皇帝自己也在洛阳宫内祭祀老子以及佛祖。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那时襄楷的奏疏是这样说的。他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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