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传入
佛教的传入 (第3/3页)
道教中心地、今山东省籍的星象家；他从原籍来到京师是想警告皇帝注意灾象，并且指责他的暴政和与他的后宫妇女们所过的放荡生活。［15］ 他在谏草中写道：“又闻宫中立黄、老〔据另■异文为“老子”〕、浮屠之词，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因此，他引了两段《四十二章经》的文字；他又提到了干吉的《太平经》，［16］ 所以他问皇帝究竟是否遵道而行事。他在奏疏中说到他相信佛祖事实上就是曾去夷狄之邦的老子。［17］ 他也怨积于胸地提到宦官们往往侵夺权力。
这些祭祀者在宫内的一座特别华丽的建筑物内举行，桓帝曾为它举行落成典礼，这是因为史称桓帝“好音乐”，这两位圣人在这里被供奉在通常是皇帝专用的华盖里。祭祀的举行极尽浮华夸饰的能事：祭坛上铺以经过刺绣的羊毛织品，使用的是金、银器皿；供上牺牲礼品，并且奏祭天的宗教音乐。它使人不禁感到，这种把佛和神化的老子拉在一起的做法不过是一位傀儡统治者在汉宫廷的时尚是模仿西方蛮夷习俗和他们的衣着、椅子、乐器和舞蹈之时的非非之想。就在那一年，一个西方人来到中国，并以罗马帝国的马可·奥勒留的使节的身份出现；中国人想像中的以大秦为名的罗马帝国，是某种异国情调的海市蜃楼。［18］ 宗教的历史在前进，随之把佛变成了老子的上等助理祭司。
［1］ 理查德·H.鲁宾逊：《印度和中国的中观学派》（麦迪逊〔密尔沃基〕和伦敦，1967），第7页。关于佛教之传入中国，见马伯乐：《公元2—3世纪中国佛教之僧众》，载《法国远东学院通报》，10（1910），第222—232页；《道教和中国的宗教》，第249页以下，以及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18—43页。
［2］ 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19—22、269—280页。
［3］ 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26页以下，塚本善隆：《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东京，1968），第65页以下。
［4］ 《后汉书》卷四二，第1428页。
［5］ “斋”，是个道教术语，但斋戒三个月则当是佛教传统的一部分。
［6］ 关于公元190年的诸事件，见上面第5章。关于笮融，见《后汉书》卷七三，第2366页以下；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27—28页；塚本善隆：《中国佛教通史》，第78—81页。
［7］ 有一份材料说，信徒的参加者有5000家；见《资治通鉴》卷六一，第1974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58—68所载公元181—220年大事记》〔堪培拉，1969年〕，第137页）。关于这些集会后来发展为“无遮大会”的事件，见下面《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的开头部分。
［8］ 见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358、403页，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32、328页。
［9］ 见汤用彤：《〈四十二章经〉的版本》，J.R.韦尔译，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1936），第147—155页；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29—30页；吉冈义丰：《四十二章经与道教》，载《智山学报》，19（1971），第257—289页。
［10］ 见下面《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中的有关部分。
［11］ 关于安息（帕提亚），大约是rsk的译法，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年至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导言》（莱顿，1979），第115页以下。关于月支，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19页以下。
［12］ 见罗伯特·施：《高僧传》（卢万，1968），第16页注59。
［13］ 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35页，关于《{三十二音节}八千颂般若波罗密多经》（Astād■sāhsrikā-prāz■pāmitā-s■tr）。关于黄巾军在不久以后用了“祭酒”这个称号，见上节。
［14］ 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29页；又见上文有关老子部分。
［15］ 关于这段文字的编译和注释，见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第36—38页，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长沙，1938；重印，北京，1955），第56—59页；特别是塚本善隆：《中国佛教通史》，第73—78、586页。关于襄楷，见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堪培拉，1976）。
［16］ 见上文有关部分。
［17］ 关于老子“化胡”的理论，见下面《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和《隋朝的佛教和道教》的有关部分。
［18］ 见上面第6章和《东地中海世界的接触》一节，以及本章《汉代民间的道教》的末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