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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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南北朝墓誌，歷來是古代墓誌材料中最引人注意的一個組成部份。由于它既具有高度的藝術水平和書法價值，又蘊含著豐富的歷史資料，從而被歷代史學家、金石學家、文物收藏家及書法愛好者們視若拱璧，大力收藏訪求。但也正由于這種價值，使得歷代出土的漢魏南北朝墓誌被轉買，而流散各地，給今日的搜集整理造成了嚴重不便。學者研究中如欲涉及這一階段的墓誌材料，更是難于覓求。
迄今為止，系統收集著錄漢魏南北朝墓誌的專著，僅有趙萬里先生在五十年代整理出版的《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一種。該書收入當時可見的漢代至隋代墓誌六百餘種，均選用較好的拓本影印，并附有考釋。可說是這一時期墓誌整理的一個重大成果，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和實用價值。但是，該書出版時僅印行一千餘部，在近四十年後，尤其在經過十年文化浩劫後，所餘無幾。今日舊書肆中偶一得見，索價近千，遠非文人學子所敢問津。雖然近年各地時有北朝墓誌印集出版，但均為選取部份書體精美者以供臨池之需，與學者研究所用頗存距離。
有鑑於此，我們特在趙萬里先生《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一書及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拓片的基礎上，補充收集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六年期間全國各地出土的漢魏南北朝墓誌，均依據拓本及照片，以通用繁體字錄寫成文，以供各方面研究使用。
漢代至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石刻中墓誌這一大類型的產生和形成階段。
關於墓誌起源的時間，曾經有過多種不同的看法。而這些看法上的出入，又在于對墓誌這一器物類型的定義有所不同。這一定義上的區別，直接影響了本書收錄內容的範圍。因此，有必要就我們對墓誌的定義及墓誌起源的看法作一說明。
我在《墓誌溯源》（載《文史》第二十一輯）這一論文中曾提出：為了對墓誌起源作出符合實際的結論，應該將墓誌這一器物與志墓這一風氣區分開來。正式的墓誌，應該符合以下幾個條件：
一、有固定的形制。 二、有慣用的文體或行文格式。 三、埋設在墓中，起到標志墓主身份及家世的作用。
如嚴格依照這些條件分析，兩晉以前，幾乎沒有可以被正式稱作墓誌的器物。我曾經將墓誌的產生及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濫觴期：自秦代至東漢末期。這一時期存在著志墓的風習，但並沒有形成固定的墓誌形式。
二、轉化期：魏晉至南北朝初年。這時墓誌開始正式形成，但還常以小碑或柩銘的形式出現，變化較多，或稱碑，或稱銘，或稱柩銘等。墓誌這一名稱尚未使用。
三、定型期：南北朝時期。墓誌的名稱正式出現，形制和文體相對固定，並成為當時墓葬中普遍採用的喪禮用品。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在收錄時，沒有逐一收入漢代的告地狀、刑徒磚、銘旌、畫像石刻銘、墓門題記、神位、鎮墓券、墓碑等各種銘刻文字。這些銘刻對墓誌的產生起過影響，可以說是墓誌的先源。但我們對這些銘刻僅在前言中擇要舉例說明。魏晉時期用模板印制的大量墓磚文字也不擬收入。但魏晉時期的墓誌往往沿稱碑或柩銘，實際上已與漢代的碑和柩銘有了質的不同，所以仍把它們作為墓誌收入。魏晉以下，既有長篇大論、刻製精美的石誌，又有僅刻姓氏卒年的簡略磚誌，兩種體例並存，本書亦一並收錄。
就此我們附帶介紹一下秦漢魏晉時期影響墓誌形成的各類器物。根據現可見到的出土器物，可以了解到秦代已經存在著標志墓中死者身份的志墓風氣，但還沒有固定的器物。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秦始皇陵考古隊在臨潼縣趙背戶村發掘修建始皇陵的秦代工人墓地，發現了十八件刻在殘瓦上的志墓文字。其中十六件刻于殘板瓦的內側，另二件刻于殘筒瓦的內、外二側。刻文內容為：
一、東武羅。 二、東武遂、贛榆距。 三、東武居貲上造慶忌。 四、東武不更所●。 五、東武東閒居貲不更瞗（睢）。 六、東武宿契。 七、博昌去疾。 八、博昌居此（貲）用（？）里不更余。 九、楊民居貲大〔教〕。 十、〔楊〕民居貲公士富。 十一、楊民居貲武德公士契必。 十二、平陰居貲北游公士滕。 十三、平陽驛。 十四、贛榆得。 十五、闌陵居貲便里不更牙。 十六、媰（鄒）上造姜。 十七、……〔居〕貲□□不更□必。 十八、〔觜〕…〔楷〕（貲）…〔不〕更滕。
（據袁仲一《秦代陶文》釋文，（ ）為釋定正字，〔 〕為殘字擬定，限于本文內容，此不對引文加以考證。）
這些瓦文，記錄了建陵死者的籍貫身份與姓名。從這一點上看，它已經具備了標志墓中死者的性質。可說已開後世墓誌的先聲。有人也稱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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