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第2/3页)
期應運而生的。凡涉及於國家大事，朝野逸聞，以及邊疆地理、農民起義、各兄弟民族被壓迫的暴動，無不有專門的記載。到了清朝政府入主中原以後，為了提高清代王朝政權的權威，貶低明代人士所寫歷史的價值，認為明朝的史學極為疏略，非失於誣則失於妄，甚至於毫不足取，而加以禁燬。於是清朝的士大夫為了媚事清朝，一變明代史學據事直書的作風，像清代學者王士禛之流所寫的池北偶談、居易錄等類說部之書，多半是吟風弄月之作，來粉飾清朝的太平。還有些人懾於清朝政府的威嚴，噤口不敢談史事。那些明朝的野史稗乘，經過有心人的複壁深藏，秘密地把它保存起來，到鴉片戰爭以後，才逐漸發現出來。所以清代的史學家林昌彝說：「明人著書剿襲雖多，而出自心裁者，亦復不少，抑之太過，君子之所不取也。」（見林昌彝硯■〈耒圭〉緒錄卷六）
誠然，明朝人的著述，互相抄襲的地方是很多的，而且是非常的龐雜蕪亂。再經過徽州商人和福建建昌書坊店的商人競相刊刻，刻書時有時剪頭去尾，隨便改動，校刻不精，所謂「魯魚亥豕」處處皆是。但這也說明了當時刊刻書籍，傳播文化的昌盛，而且保存了有明一代的豐富史料；至於錯誤的地方，自當抉擇真偽，去粗存精，明眼人自能辨之。
刻本國朝典故中有四十多種書籍分別重見於明袁褧編的金聲玉振集、李栻編的歷代小史和沈節甫編的紀錄彙編等叢書之中，間亦有少數單印本和零星抄本。但另有十餘種書，非常罕見，且有較重要的史料價值，不見於上述叢書。如宋端儀的立齋閑錄，記載了自吳元年（一三六七）至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間的一些史實，不少第一手材料。如記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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