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赵家村的爱国主义
（六）赵家村的爱国主义 (第1/3页)
君亲无将——同姓公卿和异姓公卿——国家股份公司
托洛茨基在《被出卖的革命》一书里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权力转移给国家只是在法律上改变了工人的地位。” （注释1）用这句话来套历史，能套准很多问题。
我们看看诽谤罪为什么要有割舌头的特殊待遇，难道诽谤就比杀人放火更可恨吗？
诽谤原本一点儿都不可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政治制度的变迁，诽谤就变得越来越可恨了。
“诽谤”原本是个中性词，就是“提意见”的意思，不少典籍里都说过舜或者禹的上古圣王时代里广开言路，设置过所谓“登闻之鼓”和“诽谤之木”什么的，都是群众们直接向统治者反应意见的东西。“诽谤之木”原本大概只是个一人来高的木棍上插着一块木牌子，可以让人写意见用，后来，也许是统治者越来越重视大家的意见，把这东西越做越大、越做越高，最后就做成了一根两三丈高的石头柱子，上边横着一个云朵一样的精美石雕——这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华表，现在的天安门广场上就有。
当“意见”变得越来越不中听的时候，“意见”就变成了“诽谤”；当统治者的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人民群众们提意见的权利就越来越小，提意见的风险就越来越高，“服从”就越来越变成人民的天职。——当人们痛心疾首于一个遍地虚伪的社会时，他们应该想想，有几个人天生就是虚伪的呢，有几个人愿意成天口是心非地过日子呢，还不都是被环境逼的？更有甚者的是，当他们不再明显地感到这种环境逼迫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有可能成为制造虚伪的帮凶。
是的，越是天下一统、思想一统的时代，人们就越是习惯“真理只有一个”，也越是想当然地认定这个真理掌握在权力者的手中，也扎根在自己的心中。于是，当“另一种声音”出现的时候，甚至在权力者还没有下手剿灭之前，人民群众便已经怒不可遏了。想想《孟子他说》第一册里讲过的故事，耶稣基督不就是这么死的吗？当“真理只有一个”，并且这真理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异见便只会成为“诽谤”，而审判、乃至杀戮一个“诽谤者”，难道不是正义的吗？
“诽谤者”虽然不一定死在火刑柱上，但人民群众心头那“正义的火苗”的威力可绝不比火刑柱更小。
一个虚伪的社会也许会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在上下互动之下，虚伪会愈演愈烈，人与人之间也会越发变得彼此相像。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这也是‘春秋大义’吗？”
——当然不是，但是，当颜异事件活生生地上演在大家身边的时候……
好啦，我们先把焦点集中在颜异身上吧。《汉书》里不是说了吗，官员们从颜异案件中受到了不小的触动，从此，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很快就流行起来了。那么，想想看，我们能指责这些官员都是些虚伪的卑鄙小人吗？反正如果换我，我肯定天天要向朝廷唱赞歌的。
有人可能继续会问：“颜异到底是个朝廷大员，判他死罪如果在《春秋》里边找不到一点儿依据的话，这也不大说得过去吧？”
——这依据要找还真能找到，而且，这还是“春秋大义”当中重中之重的一条：“君亲无将”，出处就在《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
事情还是前文提到过的庆父和季友的那次政治斗争，我们回忆一下，鲁庄公一共哥儿四个，就是鲁庄公、庆父、叔牙、季友。鲁庄公快要死了，鲁国面临谁来接班的问题，庆父早就惦记着国君的位子，叔牙明确表态支持庆父，季友则支持鲁庄公的儿子公子般。这种局面一出，谁都知道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肯定会死人，只是个死多死少的问题。
老四季友先下手为强，逼着三哥叔牙喝了毒酒。《公羊传》分析说：“《春秋经》是把叔牙当作弑君凶手来写的，可叔牙根本就没有弑君呀，他只是“将”弑君而已，心里有这个弑君的念头罢了。那么，为什么把他也当作弑君凶手呢？——原因在于，对于君主和父亲，就连‘将’都不行，也就是说，就连心里有个小小的叛逆的念头都不行，谁要是动了这种念头那就该杀。”——我们得记住《公羊传》原文里的这极其重要的八字方针：“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注释2）
这里的“君亲”指的就是“天地君亲师”里的“君亲”，也就是国君和父亲。《公羊传》严厉指出：无论对父亲也好，对国君也好，动一点点反叛的念头都是该杀的！（如果真照这个标准苛刻一点儿来执行的话，青春期的孩子们至少一多半都得没命，如果再加上一个“腹诽”判例，人类就该绝种了。）
这时候我们再来想想颜异的“腹诽”，颜大人可不就是对皇帝的政策起了一点点不满的念头么？该杀呀，一点儿都不冤枉。
——这，这，这是儒家思想么？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认为永远是思想在影响着社会。就拿我们正在讲的这个儒家思想来说吧，他们会认为是儒家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从而深刻影响着世道人心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而事实上，并不全是这么回事，因为“思想影响社会”这句话还可以反过来说的。
我们先来想想，什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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