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传
魏征传 (第2/3页)
，人们无法活命，境内分崩离析。因而导致君王死于匹夫之手，子孙绝灭，被天下人耻笑，让人十分痛心啊！
“圣人乘此机会，拯救天下的危难，重正倾倒的八柱，申张绝灭的四维。使远处恭敬近处安宁，不用超过一个月；使凶残人从善，废除死刑，不须等待百年。现在隋帝的宫殿楼台，陛下全都住了；奇珍异物，陛下全都收下来了；贵妇美女，都在陛下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都成为陛下的臣妾。陛下如果能借鉴隋朝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思索我朝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一天比一天谨慎，把盛世当成危难之时。焚毁隋宫的宝衣，废弃阿房的广殿，害怕危险脱离高大的殿宇，追求安宁住在低矮的宫室，那就出神入化，无为而治。这是德的最高境界。如果已经成就的事业不败落，继承原有的传统，取消不急迫的事物，减少再减少。在桂栋中杂以茅草，在玉阶中参以土阶，用人叫人悦服，不把劳力用尽。常考虑士人的安逸、百姓的劳苦，万民欢迎您驾临，众生仰慕而遂心。这是德的次一等境界。如果不慎重地考虑后果，忘记创业的艰难，认为天命可以依恃，忽视采椽的恭俭，追求雕情的奢侈，在旧有的基址上扩建宫殿，加以装饰。见到什么就扩展什么，欲望不知道满足，人们看不到君主的德政，而只听到要去服劳役的事，这是德中的下等。好像是背着柴禾去救火，用开水去浇息水的沸腾，以暴乱更替暴乱，走上动乱道路，没有可以让后人效法的准则，导致民怨神怨；民怨神怨，那么灾害就会发生，祸乱就必然兴起。祸乱已经兴起，而能使自己的躯体名声善终的不多啊。周武王顺应天命改朝换代，兴隆了七百年的江山，传给子孙万代，得来不易而失去却很简单，可不深思吗？”
其二曰：
“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使它的根长得牢固；想要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让国家安定的人，就一定积聚自己的道德仁义。源头不深哪能指望水流得远，根不牢固怎么能要树木生长。道德仁义不厚重而想国家安定，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明智的人呢！国君担负着治理天下的重任，在天地之间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将达到无穷之高，永保无穷之美。如果不考虑在安乐中想到危难，用俭朴戒除奢侈，如果道德不能保持厚重，感情不能战胜贪欲，这也像砍树根而求树长得茂盛，塞水源而想水流得长一样。
“古代所有的君王，都是承受上天授予的使命，没有不是深深忧虑而道义显著，功业完成而道德衰落的。有好的开端的的确很多，能够善终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难吗？过去取得天下游刃有余，现在守住天下却力不从心，这是为什么呢？在忧患深重时必定竭尽诚心地对待下面的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放纵自己的感情傲慢地待人接物。竭尽诚心，那么胡、越也可以结为一体；傲慢待人，那么骨肉至亲也会像路人一样。即使用严酷的刑罚来督查人，用威力暴怒来震慑人，最终只能使人苟且免刑而不怀念君王的仁慈，态度恭敬而内心不服。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只有人民。人民像水一样，既可负载船只，也可倾覆船只，所以应当十分慎重，朽烂的绳子驾着奔驰的车，难道是可以忽视的吗？
“为人君者，果真见到自己想要的，就应用知足来警戒自己；将有劳作就应想到停止使人民安宁；想到地位高的危险，就要谦让虚心加强自我修养；害怕骄傲自满会造成损失，就考虑要像江海容纳百川一样放宽度量；喜爱游玩，就应想到皇帝一年打猎三次的限度；担心意志懈怠，就想到办事始终都要谨慎；忧虑会受到蒙蔽，就要想到虚心采纳下面的意见；要想避开谗邪，就想到端正自身的品性而斥退邪恶小人；给人赏赐，就应想到不因为高兴而奖赏不当；给人处罚，就应想到不因为发怒而滥施刑罚。完全做到这十件应当深思的事情，发扬光大这九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而加以任用，选择好的意见而加以采纳。那么智慧的人就能完全贡献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就能竭尽他的全力，仁义的人就能传布他的恩惠，有信用的人就会献出他的忠心。文人武士争相驰骋，君主臣下相安无事，尽情享受游玩的乐趣，修养身心达到松乔的高寿，鸣琴奏乐，垂衣拱手，不用言词而达到教化。何必劳神苦思，代替下属履行职责，役使聪明的耳目，有损无为而治的大道呢？”
其三曰：
“臣听《尚书》上说：‘宣扬道德慎用处罚，刑罚是最应慎重的！’《礼记》说：‘处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处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繁多。处在上位的人多疑，那么百姓就会迷惑；处在下位的人难于了解，那么君长就会劳苦。’处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处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君长就不会疲劳，百姓就不会迷惑。所以君主有一种美德，臣下就不会有二心，君主传布忠厚的诚信，臣下竭尽全身的力量，然后太平的根基就会牢固，‘康哉’的吟咏就从这里兴起。现在大道覆盖天下，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达。言论崇尚简明宏大，志向在于明察，刑罚赏赐的根本在于劝善惩恶，所以帝王在运用刑罚时天下依据同一的标准，不因为亲疏贵贱而有所轻重。现在的刑罚赏赐，却未必都是这样。有时断事的曲直出于自己的喜好或厌恶，量刑的轻重取决于自己的高兴或恼怒。遇上高兴的时候就惜于用刑，在法律上徇私情，遇上恼怒的时候就背离法律寻找别人的罪过，对自己喜爱的人赞美言过其实，对自己厌恶的人就故意挑剔毛病。毛病可以挑出来，那么刑罚就因此而过度；赞美之词言过其实，那么就会赏赐不当。刑罚过度，小人之道就会增长；赏赐不当，君子之道就会消亡。小人的恶行不惩罚，君子的善行不奖励，而希望天下太平，刑罚弃而不用，这是我没有听说过的。
“况而且空闲时清谈，都笃信崇尚孔子、老子；发威动怒时，就效法申不害、韩非子。走正道的人，不是没有被罢免三次的，嫁祸别人以自求安宁，这样的事也很多了。所以道德的宗旨还未弘扬，刻薄的风气却已经煽起。上面的风已经煽起，那么下面就生出事端，人们竞相随时势转移，宪章就不统一，考察王家的法度，确实有损君王的大道。从前州黎与人串通作弊，楚国的法律就遭破坏；张汤心里有所轻重，汉朝的刑罚就出弊病。人臣的偏颇，尚不能识破他的蒙骗，况且君王居高临下，又将使人怎么举手投足呢？凭圣上的聪明，没有幽暗的地方不被照亮，哪里会有精神不能达到、智慧不能通晓的地方呢？自求安逸不以慎用刑罚为念；只求笑乐，于是忘了褒姒一笑所引发的变故。祸福相依，吉凶同域，只是人自己招来的，怎么可以不思索呢？近来责罚渐渐增多，威怒暗暗加重，有的是因为供应不充足，有的是因为别人不能顺从自己的欲望，这些都不是为达到太平急需办理的事务，实在是骄奢的浸染。由此知道尊贵没有与骄傲相约而骄傲自来，富裕没有与奢侈相约，奢侈自到，这并不是空话。
“况且我们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动乱灭亡的根源，可以作为圣明的对照。以隋朝的军队，比今日的兵马；以隋朝的仓库，比今日的储备；以隋朝的户口，比今日的百姓；计量其长短大小，有多大差别呀！然而隋朝以富强而灭亡，原因是国家的动荡；我们依贫困而安宁，原因是国家平静。平静就安宁，动荡就混乱，大家都知道，并不是隐晦难见、细微难察的道理。不走平坦的道路，而遵循已倾覆的车子的辙迹，这是为什么呢？在于安宁时没有想到危险，太平时没有想到动乱，生存时没有想到灭亡所导致的。过去隋朝没有乱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乱；还没有亡的时候，自以为一定不会亡。所以屡次发动战争，徭役不息，直到被杀受辱，竟然还没有明白自己灭亡的原因，不可悲吗！
“照相貌的美丑，一定要用静止的水；照看国家的安危，一定要找已灭亡的国家。《诗经》说：‘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前一代的夏朝。’臣希望当今的动静，能以隋朝为借鉴，那么存亡治乱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能想到导致危险的原因，就会安宁；想到导致它动乱的原因，就会太平；想到导致它灭亡的原因，就能生存。生存灭亡的关键，在于节制嗜好与欲望，减少出游、打猎等娱乐，摆脱奢华的排场，停止办理并不急迫的事务，谨防偏听偏信带来的恼怒。亲近忠厚的人，疏远阿谀奉迎的人，杜绝悦耳的邪说，采纳苦口的忠言。让易进的人离去，使难得的货价廉，学习尧、舜征求意见，对照禹、汤检查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之于身，以宽恕待人。劳苦谦逊而受益，不自满以免招致损害。有所行动百姓都附和，说话千里之外就来呼应，高超的德行超过前代，良好的风尚树给后代子孙。这是圣哲的宏规，帝王的盛业，能做到这些方面，在于慎守而已。
“守住天下是容易的，取得天下确实很难，已经得到难以取得的天下，难道不能保持容易守住的天下吗？保持它而不牢固，是因为骄奢淫逸的欲望在动摇它。对待终结要像对待开始一样小心翼翼，能不尽心尽力吗？《易经》说‘：君子安宁不忘危险，生存不忘灭亡，太平不忘动乱，因此自身安宁而国家可以保全。’这话确实有道理，是不可不深入考察的。愿陛下追求善的志向不减于过去，闻过必改的作风无异于当年。如果能在平安无事的今天，像过去一样恭敬节俭，就尽善尽美，根本没有必要得意而自加颂扬。”
其四曰：
“臣听说治国的基础，必须以礼、德为根本；君子的保证，只在于诚、信。诚、信建立，处在下位的人就不会有二心；德礼具备，远方的人就会前来朝贡。所以德、礼、诚、信，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纲领，对于父子君臣，不可以有片刻的废弃。因此孔子说：‘君主应该按礼来使用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侍奉君主。’又说：‘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人没有信义就不能立足。’文子说‘：同样的言语而有时被信任，是因为信任建立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能被执行，是因为诚心已经在命令之外。’因此言语不能施行，是言语没有信义；命令不被听从，是因为命令没有诚意。没有信义的言语，没有诚意的命令，对上就会败国，对下就会危及自身，即使在狼狈困顿之中，君子也不会言无信、令不诚。
“自从帝王的大道美好兴旺，已经十多年了，威力施加到海外，万国前来朝贡，国库里的粮食日益增多，国土一天比一天扩大。然而道德没有一天比一天厚重，仁义没有一天比一天广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陛下对待臣子还没有完全做到真诚信任，虽然有善始的勤俭，却没有坚持善终的缘故。这样的情况是逐渐形成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好的意见感到惊喜，到贞观五六年间，还喜欢听从规劝。从这以后，渐渐厌恶直言，即或勉强接受，有时也露出不高兴的脸色，不能还像过去接受意见时那样大度。直言的君子，渐渐躲开陛下；阿谀奉迎之徒，尽力施展他们的巧辩伎俩。说彼此同心的人是结党营私，说揭人隐私的人是大公无私，说刚强正直的人是专权，说忠直敢谏的人是诽谤。称之结党营私，即使忠诚不欺也值得怀疑；称之大公无私，即使弄虚作假也没有过错。刚强正直的人害怕专权的非议，忠直敢谏的人顾虑诽谤的指责。以致窃斧生疑，投杼致惑，刚直的人不能完全说出自己的想法，大臣不敢直言进谏。惑乱视听，阻滞正道，妨害教化，损伤道德，也许就在这里吧？所以孔子厌恶利口谗言倾覆国家，就是这个缘故。
“且君子小人，表面相同而内心各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面对危难不苟且偷生，能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于不仁，不怕行为不义，只追求利之所在，危险的人自得安宁。对于危险的人来说，有什么不敢做的。现在要追求达到太平，就把重任委托给君子；事情的得失，有时又咨访小人。陛下对待君子是恭敬而疏远，对小人却是轻视而亲昵，亲昵小人，小人就可以言无不尽，疏远君子，君子就不能畅所欲言而产生隔阂。因此说好说坏在于小人，刑罚却加给君子，这实在是国家兴亡的关键，国家安危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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