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 (第1/3页)
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
唐虞时，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
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
周朝时，程琳、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
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成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
周惠王、襄王统治时期，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
后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随迁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到卫、赵、秦国。
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相。
在赵国的以传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
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秦惠王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司马错率军攻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
司马错之孙司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
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
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
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
蒯聩玄孙司马邛，曾为武信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
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邛在殷地称王。
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邛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
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
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
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师从唐都学天文，师从杨何学《易经》，师从黄子学道家理论。
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子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殊途同归。”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
只是他们所遵循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
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
使人受束缚多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
儒家学说广博但没有抓住要领，费力大而实效少，故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其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序列则是不可改变的。
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故该派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不可废弃。
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
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失去真实性；但它辨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考察的。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
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时事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所不宜。
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事半而功倍。
儒家则不是这样。
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
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
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而用智术治理天下。
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不得安宁却奢想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禁忌规定，顺应者昌，逆背者亡，这未必对。
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不顺应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与传注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精通其学说，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很少抓住要领，费力多而功效少”。
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论述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
用陶簋吃饭，用陶钅刑喝汤，吃的糙米饭，喝的藜藿野菜羹。
夏穿葛布衣，冬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依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
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
时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从事的事业不尽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
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
这是墨家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
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
这只可作一时之计施行却不可常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
至于说法家使君主尊贵，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互相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取决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压束而易丧失真实性”。
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认真考察的。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深奥难以通晓。
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
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探求万物的情理。
不做超越和落后于事物情形的事。
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
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
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史记顺应时势变化。
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
群臣一齐来到国君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
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不符合者叫做“鋂”。
不听信“鋂”言，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
问题在于肯不肯运用，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
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
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
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
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神形分离就会死亡。
人死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
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之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
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
太史公谈有个儿子名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种畜牧生活。
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
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嶷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梁、楚之地回到家乡。
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谈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生病将死。
恰逢其子司马迁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
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
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执掌天文之事。
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若继做太史，就会接续祖先的事业了。
现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
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
这是最大的孝道。
天下称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之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
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尚书》，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
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
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子的修史传统。
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不聪敏，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遗漏。”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开始收集补充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
五年后，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神皆受瑞纪。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
孔子死后至今五百年，又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阐述《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其用意就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公卿大夫阻挠他。
孔子自知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以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天子，斥退无礼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王道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作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明人事的纪纲；辨别疑难，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止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濒临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得以继续，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
《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
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求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
平定乱世使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
《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
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
《春秋》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记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逃亡不能保全国家的数不胜数。
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背离了立国立身的根本大义。
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
所以做国君的不可不知《春秋》，否则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亦视而不见，奸贼之臣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墨守成规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就不知如何灵活对待。
做人君、人父者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者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弑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
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词却不敢推卸罪名。
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
君若不像君会被臣下冒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戮，父不像父就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
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
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
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
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纪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教的预防作用却隐而难知。”壶遂说：“孔子时代，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空留下一部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
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任职，万事已经具备且各得其所，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是这史记回事。
我听先父说过：‘伏羲最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作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
商汤周武的鼎盛时代，诗人予以歌颂。
《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
所以修史并非仅限于讥讽呀。
汉朝兴建以来至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
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表达出他们的心意。
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圣明而不能广泛传扬使世人皆知，是有关官员的罪过。
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
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你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
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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