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六章 (第3/3页)
塑料空白卡。要伪造得巧妙，非这么干不行。”安全部头子接着又说：“就塑料卡片的来龙去脉而论，我们似乎已搞清楚了。四个月以前，给咱们制造塑料卡片的一家厂商遭窃，盗贼破门而入，进了堆放塑料纸制成品的保险库，一下子就偷去三百大张塑料纸。”
范德沃特轻轻吹了声口哨。一大张塑料纸可以裁制六十六张“键式赊账”信用卡，因而一次失窃三百大张可能意味着有二万张左右的伪卡上市流通。
温赖特说：“我也算过这笔账了。”他指指办公桌上的伪卡，“这还不过是冰山的小尖顶。好吧，就算事情到此为止吧，那么咱们所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的这一批伪卡在被查获禁止流通之前就可能造成一千万美元的损失。何况还有咱们没听说过的其他失窃事故。类似的事故可能十倍于此。”
“我明白啦。”
亚历克斯·范德沃特在小小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整理着自己的思想。
他回想起自从银行信用卡首次被采用以来，发放这种卡片的各银行就因为有人冒用或伪造而蒙受极大的损失。起初，一邮袋一邮袋的信用卡遭窃，袋里装的卡被盗贼用来挥霍作乐，倒霉的自然是银行。有些信用卡在邮寄途中被劫持，或被扣去用来索取酬金。银行方面只好如数照付，因为他们知道，倘若让信用卡流到下层黑社会去分发使用，代价远比赎金惨重。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九七四年，泛美航空公司曾广泛遭到报界及社会公众指责，因为该公司承认为了从罪犯手里赎回大量被窃的空白飞机票曾付过赎金。航空公司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避免因为滥用空白飞机票而可能引起的巨大损失。可是，指责泛美航空公司的那些人不知道，好几家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多年来竟也在悄悄地干着同样的勾当。
后来，盗窃邮寄信用卡的案子终于慢慢减少下来。与此同时，罪犯们开始采用其他一些更为巧妙的办法，伪造信用卡便是其中之一。早期的伪卡都是粗制滥造的货色，很容易识别。但是，伪造的水平不断提高，到现在，就象温赖特方才所证明的那样，识别真伪居然得要专家出马了。
不管你脑子动得多快，想出什么新的点子来保障信用卡的安全，狡诈的罪犯马上就会使这个办法失灵，或是另找弱点钻空子。例如，在目前正投入市场使用的一种新式信用卡上贴有卡主的“速成”照片。在一般人看来，照片模糊不清，形象无从辨认。可是一经特制的显象仪器鉴定，卡片上的形象便清晰可辨。眼下看来，这个办法似乎可以行得通，可是亚历克斯毫不怀疑，罪犯集团很快就会找到仿造“速成”照片的办法。
每隔一段时间，总也能抓到几个使用失窃卡或伪造卡的家伙，并将他们定罪，但在整个信用卡犯罪活动中，这些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从银行角度说，主要问题在于缺乏侦缉人员，这方面的人手硬是不足。
亚历克斯站定了。
“说到这些最近发现的伪卡，”他问，“背后会不会有个什么集团在操纵？”
“不是什么会不会的问题，而是确定无疑的。产品搞得这么出色，肯定有组织在操纵。这个组织有强大的资金作后盾，拥有机器和专门技术知识，还有一个分发销售系统。别的一些迹象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能举例说明吗？”
“你知道，”温赖特说，“我同各律师事务所保持着联系。在整个中西部地区，伪币、伪造的旅行支票和信用卡——这中间既有咱们的也有其他银行的——近来都有激增。拿被窃及伪造的证券和支票做交易的事也远比往常来得多。”
“你是说所有这些现象同咱们‘键式赊账’部的损失都有联系？”
“说可能有联系更妥当一些。”
“安全部采取了哪些措施？”
“还不是尽力而为。每张丢失或遭窃的信用卡倘被冒用，我们就立即进行核对，只要有可能，就寻根究底追查下去。今年以来，被追回的失卡数字以及欺诈起诉案的数字逐月有所增加，这些数字你可到本部缴上的报告中去查阅。但是，要破获这类案子非进行大规模的侦查活动不可，我手头既没人，也没有预算经费。”
亚历克斯·范德沃特露出一个苦笑说：“我料到要谈到预算问题的。”
他推断到谈话中下一步会冒出什么；他也知道诺兰·温赖特在苦苦经营过程中所遇上的各种问题。
温赖特作为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副总经理之一，负责总行大厦及各分行的全部安全事务。信用赊账部的安全科只是他辖下的一个部门。近年来，在银行内部，安全部的地位虽已有所提高，活动经费也有所增加，但拨下的钱仍不够用。参与银行管理的人全知道这一点。不过，安全部本身是个无进项可谋的部门，要申请额外经费就得挨在别人后面。
“看来，你把建议和数字之类的材料全准备好了。这是你的老规矩，诺兰。”
温赖特掏出一只带在身边的马尼拉纸文件袋说：“全在这儿了。当务之急是要再派两名全职侦查人员到信用卡部来。同时，我还要经费，这样才能派出一名密探去查明这些伪卡的来源，同时还得在银行内部查明消息是从哪儿走漏出去的。”
范德沃特露出惊讶的神色。“你认为你能抓到什么人吗？”
这一回轮到温赖特苦笑了。“当然你可不能到‘招聘’栏去大叫大嚷啊。反正，我愿意试一试。”
“你提的建议我一定认真看待，我也一定尽力而为。我所能保证的仅此而已。这些信用卡可不可以留在我这儿？”
安全部主管人点头同意。
“还有别的什么苦恼吗？”
“只有一条，那就是这儿没有人，包括你亚历克斯在内，认真看待信用卡诈骗问题。不是吗？咱们总算把损失减少到全部营业额的百分之○·七五，因而都在自我庆幸。可没看到营业额已大大增加，而损失的百分比一直停留在原来的水平，甚至还有所提高。据我知道，给‘键式赊账’部下一年度规定的进项指标是三十亿元。”
“这是我们的希望。”
“那么照同样的百分比算，信用卡诈骗造成的损失就会超过二千二百万元。”
范德沃特冷漠地说：“我们情愿用百分比来看问题。那样，听上去数字不那么大，董事们也才不会起恐慌。”
“这是自欺欺人。”
“不错，就是这么一回事。”
可是，亚历克斯心想，这正是银行——所有的银行——采取的态度。
大家都故意把信用卡犯罪活动说得轻描淡写，把这类损失当作营业谋利的一种代价承受下来。要是银行里别的什么部门在一年时间内报出七百五十万元的损失数字，董事会不闹翻天才怪呢。可是谈到信用卡问题，说是有“百分之○·七五”用来补偿犯罪活动带来的损失，那么大家都以为是当然的事情，尽可抛诸脑后。要不就跟罪犯们全面开战决一雌雄吗？那代价要大得多了。当然，有人会说银行家们的这种态度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由于信用卡索费日昂，持卡诈骗造成的损失说到底还得由客户即信用卡持有者来偿付承担。但是，从金融家角度说，要做生意就得持这种态度。
“有时候，”亚历克斯说，“信用卡制度确实象团什么东西似地塞在我喉咙口，或者说这个制度里的某些部分是这样。但是我这人讲究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我认为自己能够实行的改革是哪些，明知自己无法实行的改革又是哪些。在预算分配的主次问题上同样如此。”他按了按温赖特放下的马尼拉纸文件袋又说：“交给我吧，我已经作了保证，一定尽力而为。”
“要是听不到下文，我就来敲办公桌问罪。”
亚历克斯·范德沃特走了。诺兰·温赖特却无法脱身，因为来了一个电话，要安全部负责人立即同市中心分行经理多尔西夫人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