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鸣惊人
第七章 一鸣惊人 (第2/3页)
云头峪人走亲戚，肩上担子一头挑馒头，一头挑着水；就连小学生上学也不忘给老师灌一瓶凉水，因为老师没有时间下山挑水。
一位战争年代腿部负伤的70多岁的老人，用水全靠村里年轻人救济，时间久了，老人内心不安，以后洗脸时，便先点着一堆柴禾，自己坐在边上烤，等脸上烤出汗来，用毛巾擦一擦就算完事。
1982年8月的一天，这里一户人家不慎失火，因没有水救，火势不断蔓延，全村人眼睁睁看着20多间房被烧光。
1983年农历8月15日，村里人张兴泉的两个十多岁的女儿张国华和张国英，眼看着家里断了水，生病的父亲又不能去挑，为了过好中秋节，两人偷偷到山上的水库去提水，姐姐国华不慎落水，妹妹国英上前去搭救，结果双双坠入库底。母亲听到噩耗，精神崩溃了。她一路喊着，叫着，跌跌撞撞地跑到水库边，纵身跳入库中去捞女儿，从此，再也没有上来。中秋之夜，张兴泉病卧床榻，面对孤灯，泪哭干了，心哭碎了。
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沂蒙人民尽了极大的努力。解放以来，他们集资10多万元，打了百多眼井，无奈都是干窟窿。
10多万元，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一个演员偷税漏税补交的税款也许比这还要多，一个个体户的私囊也许也比这还要大。然而，对于沂蒙山人，这可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据有关部门统计：沂蒙山区每个县人均年收入150元以下的就有120万人，占6个县总人口的27.9%，其中年收入50元以下的有23万人。
50元呀！是一条烟？一瓶酒？是小孩的一个玩具？是姑娘的一件衣衫？……
水，沂蒙山人朝思暮想的水呵，他们挤出微薄的收入打出一眼眼枯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依旧与水无缘。整个沂蒙山仍有35%的人，生活在干渴之中。
有人说，沂蒙山人是不知流泪的民众。是啊！多少年了，沂蒙山的人民把血洒向蒙山，把泪抛向了沂河，血贫缺了，泪干涸了，他们依然盼望着，盼望着清凉甘美的生命之水。这仅仅是生存的本能使然吗？沂蒙山人民在战争年月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在向新生活进军中也不会弯下铁一般的脊梁。他们在向贫困宣战！
然而，他们又多么需要帮助和支持啊，像当年他们支援革命那样。
1984年冬，村支书突然想起了陈毅元帅。那是40年前的事了：那年杨支书在河滩上收瓜，一个八路军小鬼到河边饮马。他给了小鬼一个瓜，谁知过了不久，小鬼又把瓜送回来，说首长把他好一顿批。他问首长是谁，小鬼说是陈毅。他一听急忙挑了几个好瓜，跟小鬼一块到了陈毅司令部。陈老总抓着他的胳膊说：“老乡哟，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占你的便宜。”说着他拿出一块银元递给他。他不接，说：“你们为了我们过好日了，命都豁上了，这几个瓜算什么？”陈老总硬塞给他：“拿着，留个纪念吧？！今后遇到什么困难拿着它去找我。不然，我可不认你哟！”
如今，他拿出珍藏40年的那块银元紧紧地攥在手里，像攥着希望。他决定去找陈毅元帅，谈谈沂蒙山人的心里话，谈谈水……
听说去找陈老总，全村人纷纷来凑路费。就这样他背起一摞煎饼，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城。他整整转了一天，傍晚时来到中南海的西门。警卫战士拦住了他。他不依，拿出了那块银元，说要找陈毅。战士愣了，说陈毅同志早去世了。他惊愕了，哽咽了。
怎么可能呢？他记得真真切切。1949年7月1日，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党的生日庆祝会上，他作为沂蒙山的代表被邀上主席台，亲耳聆听了陈老总那满怀激情的讲话：“……我们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可以说是沂蒙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用担架抬出来的，用小米喂出来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沂蒙人民！我代表全体战士感讲沂蒙父老……”陈老总说着深深地鞠了个躬。
多么好的人哪！怎么就去了呢？他擦去眼里的泪花，说：“那么，我找粟裕将军，当年他就住在俺家里。”战士说：“粟裕将军也去世了。”他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唯有泪水刷刷而下。过了好一会儿，他鼓足勇气说：“那么，我——我……我找党……”
警卫战士沉默了。
他是个沂蒙后生。曾几何时，他就是穿着撑不起来的军装，离开那低矮潮湿的草房的，自然深知家乡的景况。他望着从家乡来的这位质朴、执著的老人，不由地流下了泪水。
1987年7月12日，原济南军区政委、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第四次来到沂蒙山。这里的一切他都感到格外熟悉，格外亲切，格外新鲜。
他时而久久伫立极目远眺，时而在羊肠小路上穿行。心里骤然飘起激烈的枪声、湍急的水声、冲锋的喊杀声。他来到烈士陵园，悼念和慰藉先烈的英灵；他四处找寻，找寻那似乎淡漠了的记忆。
在南麻战斗中。18岁的他，拎着在孟良菌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卡宾枪，腰系6颗手榴弹，和战士们一起在枪弹的呼啸中追击敌人，不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膝下的动脉。血泉水般地涌出来。他忍受着巨痛一步一步向前爬去，血染了一片又一片。爬出3里多路，他昏迷了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忽闪忽闪的担架上，不久又转到吱吱的独轮车上。朦朦胧胧中，他看到两个赤臂的老乡拉着车，一个清瘦的老人架着车，在急速地走着。
独轮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敌人的飞机来了，乱扔炸弹，3位老乡不约而同地用身子护住他；每走到一个村子，3位老乡总是找些盐水为他洗伤口，找些吃的让他填肚子。
“如果没有这3位老乡，就没有我迟浩田，我一定要报答沂蒙人民的救命之恩。”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1985年初夏，迟浩田刚刚就任济南军区政委不久，就匆匆忙忙地去偿还他三十多年的夙愿了。
哦！哪儿是乡亲们送我的小路？
哪儿是伤员安卧的茅棚？
我问那冲锋的小路，
我问那目睹厮杀峥岩的青松，
你可曾记得，
我这名浩荡大军中的曾通一兵。
（引自迟浩田诗作《伟哉，孟良崮》）
推车的大爷，您在哪里？两位拉车的大叔，你们生活得怎么样？你们可曾听到将军的述说，你们可曾看到昔日那“普通一兵”重返沂蒙的身影？此刻，他走进山麓的小村。
他迈进一户户茅棚。身着笔挺橄榄绿军服的将军愣了：
老人们粗糙干裂的手；
姑娘破旧补丁的衣服；
小伙子那呆滞的目光；
孩子们失血的脸庞……
这位平时开朗健谈的将军，此时一反常态，愁锁双眉，石压心头。回到济南，在寓所里他不停地踱步，是啊！作为一名执政党的党员，作为一名人民的公仆他心里不安啊！
夜深了，济南军区党委会议室里的灯还在亮着。将军在向他的一班人讲述着沂蒙山的昨天和今天。
撼人心魄的昨天，令人不安的现状，点燃了在场的一个个将军的心头之火，军区党委当即决定：
抽出120台退役汽车和300匹军马支援沂蒙山建设；
从部队库存的被装中选出35000件，为老区人民御寒；
发动人武部和广大民兵脱贫致富；
组织文艺队、医疗队到沂蒙山慰问服务；
……
后来，笔者几次去看望首长，每次他都谈起沂蒙山。他说：“沂蒙山的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沂蒙山的乡亲使我认识了革命。作为一个人不能忘恩负义，作为一名军人、一位高级将领，更不能忘记老区人民。我要永远记住沂蒙山人，永远无愧于这片土地！”
这就是我们的将军！这才是人民的公仆！在他的日历薄上，时刻都惦记着人民……
在沂蒙山，人们还常提起一位将军。他，就是原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其才。离开沂蒙山30年来，他不间断地去看望那里的人民，甚至带着妻子、儿女去看这片养育革命的土地。他的一包包东西、一份份礼品，虽然微不足道，但这是他为人民献出的又一份赤诚，时刻在温暖着人民的心。
1985年深秋的一天，一辆普通的面包车颠簸在沂蒙山区，车子停在蒙阴县金山庄，从车理走出一位穿灰色风衣的老人，48年前他曾在这里战斗过。旧地重游，他转了一家又一家，走了一户又一户，心里很不平静。他紧紧握着一位老大娘的手，对跟随的工作人员说：“解放这么多年了，现在这里的群众吃不饱、穿不暖，中央也很不安呀！不能忘记老区的人民，忘记他们就是忘本啊！”
当这位老人行将离开这里的时候，老大娘忙进屋拿出一包红枣，赶到门口塞到老人的怀里。老大娘姓杨，是八路军的房东。每年红枣熟了，杨大娘都洗净、晒干、包好，说是等着当年的八路军来吃，她等啊等……今天终于有机会了。老人没有推辞，神情变得更加深沉。红枣捧在手中似千斤重。他说：“我要把这包红枣带到北京，带到中南海，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看到它我就会想起沂蒙山的人民……”
这位老人，就是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
老区人民的状况，已经引起了中央及各级领导的重视，老区人民开始了脱贫致富的路。
人们期待着沂蒙山区尽快以繁荣昌盛的英姿矗立人间。
蒙山沂水，你听到了吗？
C、迟浩田总参谋长给我敬酒
从沂蒙山回来，我的心灵被久久地震撼着。沂蒙山，这真的是我歌中梦中的沂蒙山吗？那浪漫而诗意的生活为什么看不到？为什么那里到处写满两个大字：贫困！
是啊，贫困，这曾经是整个时代，一个国家的真实写照。从新中国建立以后，一穷二白的现状，就不知道令多少人痛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贫穷和落后的帽子，一定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
为了脱“贫”，我们毅然选择了苏联老大哥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将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一发展经济的战略当然没有错。但那种以大城市为中心，以牺牲农村作为代价的片面做法，至今还存在着争议。中国真的一定要学习苏联的模式吗？中国的革命既然不是和苏联那样靠夺取大城市而获得成功？甚至恰恰相反，中国正是痛定思痛，放弃了苏联模式，而选择了独具特色的毛泽东思想，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做法，才一举取得了成功。那么，中国的经济建设，为什么一定要走苏联的路子？
只可惜，这么简单的问题，当时却没有人去思考。中国还是选择了走工业化、大城市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计划经济的思维如同一条条看不见的绳索，束缚住了人们的创造精神，也僵化了活力。
数以亿万计的农民在这场经济建设的国家大战略中开始被抛弃，被边缘化，被遗弃在时代背后。
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尽管常被人提起与小岗村的十九位村民紧密相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被认为是释放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项大胆的制度改革。
但毕竟，城市才是这场改革的中心所在，城里人才是这场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主要角色，工人领导农民，从革命年代一直到经济建设年代，这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变。
改革大潮令古老的神州大地焕发出了新的生机，然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亿万农民在承受怎样的“阵痛”。
千百年来，他们和祖祖辈辈一样，已经习惯了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一成不变的固定生活方式。
骤然之间，要他们离开血脉相连的土地，离开生养育自己的故乡，到陌生的外面世界去闯“市场”、“下海”，他们怎么能不产生迷茫、疑惑，怎么能不彷徨？
然而这恐惧、这疑惑、这彷徨，却遭到了无情的嘲笑。井冈山、太行山、沂蒙山……一个个写满沧桑与辉煌，用鲜血在新中国的创立之路上写下自己忠诚的革命老区、红色土地，却得到了新的雅号：
“挂满勋章的乞丐！”
这只有诗人才能写出来的句子，字里行间却透露了社会对他们无情的嘲讽：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要将那些老掉牙的历史翻出来，还要翻开发黄的功劳簿，以期换来有限的同情和可怜的救济！
然而，写下这诗句的人们错了！那些讽刺和嘲笑，嘴边露出神秘的优越感的人们都错了！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救助、需要同情的群体，他们在战争年代不需要，现在也不需要！将来也不需要！
他们需要的只是被铭记，被尊重！一个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耻的，更是可悲的！一个忘记自己从什么地方走过来的人是可怜的！以沂蒙山人民为例，看看他们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都做了什么吧？那是重温多少次都不褪色的辉煌：
——“四塞之国，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是沂蒙山！
——“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是令刘少奇、罗荣桓、徐向前、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感动落泪的沂蒙人民！
——“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沂蒙，一块英雄的土地。1938年至1939年，随着八路军第115师挺进沂蒙山区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八路军第一纵队在沂蒙山区组建，这里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史料显示，当时沂蒙老区420万人口中，就有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支前，10万先烈血洒疆场。
——白彦争夺战、五井歼灭战、孙祖战斗、塔子山战斗、抱犊崮战斗等载入史册的壮烈战斗，在血与火的厮杀中，根据地部队和民兵有11万人伤亡，其中6万余人壮烈牺牲。孟良崮战役纪念馆，鲜血染红的墙壁上，斑驳陆离，杂乱地嵌着19.4万多颗弹壳，让人联想到当年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烈士的鲜血和不倒的红旗。国民党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一个团共3万余人全部被歼！蒋介石痛失虎将，哀叹74师被歼是他“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陈毅司令员兴之所至，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孟良崮上鬼神嚎，七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在沂蒙山区，流传着一个“火线桥”的故事：孟良崮战役中，前面战斗已经打响，齐腰深的汶河水挡住了增援部队的去路，30多名妇女紧急行动，拆下自家的门板，跳进了湍急的水流，一个团的兵力硬是从女人搭起的门板上火速通过。
——沂蒙“红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沂蒙妇女送子送郎参军，做军鞋，碾军粮，抬担架，救伤员，涌现出用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抚养革命后代的沂蒙母亲、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等等。其中，“沂蒙红嫂”已经成为中国妇女拥军模范的象征，深深铭刻在了人们的心中。
还需要更多地列举吗？一个在抗战年代爆发出如此巨大能量的群体，一片到处都被鲜血浸泡和被传奇充斥的土地，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土地，还有什么困难是他们不能克服的吗？
即使他们在经济建设的年代里落后了，被遗忘了，和沿海地区的大城市比较起来，成为了“乞丐”。
但那也不应该成为嘲笑的对象！他们即使得不到帮助，至少应该受到尊敬，而且永远受到尊敬！
这尊敬，不从别人做起，就先从我这个普遍的军人做起，从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做起吧！
就这样，我拿定了主意：一定要创作一部电视剧真实地反映老区人民的现实生活，让全国富裕起来的人民，永远不要忘记曾经为国家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
我的想法很好，但真正创作起来却非常艰难。一是我不是专业创作人员，要坚持上班没有大块的时间；二是这个题材重大，凭我现在的功底难以驾驭。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正在招收一个编剧进修班，我想去进修。一个机关干部脱离开正常的工作，去学习和创作与本职工作毫无关系的电视剧，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抱着挨批的想法，向我的直接领导山东省军区参谋长韩永禄作了汇报，出乎预料的是我的想法竟然得到了韩参谋长的大力支持。不久，我带着创作上遇到的问题，进入山东艺术学院编剧进修班。
在进修班，我边学习边创作。为了写出能震撼人心灵的电视剧本，我又先后三次去了沂蒙山，与那里的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在进修班结束时我创作的电视剧本《重返沂蒙山》也瓜熟蒂落。
创作出电视剧本后，我把剧本送给了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导演王大安。王导演看了后，为剧本里沉甸甸的“东西”所感动，于是，他又推荐给山东省话剧团专业创作员王厚强帮着改了两稿后，该剧由山东省军区和山东电视台联合投入拍摄。
当时，已荣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迟浩田为电视剧题写了片名。该剧在沂蒙山区实地拍摄。在剧组我除了是编剧外，还担任剧务主任，负责车辆调配、演员吃住等等，每天累得腰酸腿疼，但内心却非常高兴。这不仅仅是我的处女作将搬上荧幕，而是将老区人民多年来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残酷的现状，展现在亿万人民面前。
经过三个多月的日夜拍摄，电视剧终于拍摄完成。当我从沂蒙山回到济南，原本瘦弱的身体又瘦了一圈。
1987年10月1日，是我今生难忘的一天。在这一天，总参谋长迟浩田上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