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史迈利的人马_1
正文 史迈利的人马_1 (第2/3页)
册登记。正确或不正确？”
“正确。”
“与此同时，你还是继续申请出国旅行护照，为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丈夫生病了。我有责任继续申请。”
他又大吃一口，动作粗鲁得让她看见了他嘴里的许多颗蛀牙。“一九五六年一月，当局宽宏大量地核准你的护照，条件是你的女儿亚莉珊卓必须留在莫斯科。你超过核准的期限，继续留在法国，抛弃了你的女儿。正确或不正确？”
通向街道的门是玻璃的，墙面也是。一辆大货车停在外面，咖啡馆陷入阴影之中。年轻的侍者重重地放下她的茶，连看她一眼都没有。
“正确。”她又开口，并趁这个机会看着审讯她的人，她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因此强迫自己让那人了解，至少在这些事情上，她既无犹疑，也不后悔。“正确。”她带着挑衅意味地再说一次。
“为了让当局从优考虑你的申请，你曾向国家安全部门签下一份保证，承诺在巴黎期间将为他们进行几项工作。第一，说服你的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返回苏联——”
“是‘努力’说服他，”她淡淡一笑说，“他不听我的建议。”
“第二，你也承诺要提供反苏联移民团体复辟活动与成员的情报。你只提出了两份毫无价值的报告，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为什么？”
“我丈夫看不起这些团体，和他们断绝来往了。”
“没有他，你还是可以参与这些组织。你签过同意书，却又不履行责任。对或不对？”
“对。”
“你就这样把女儿抛弃在苏联？留给一个犹太佬？就为了把你的心力用在照顾人民的敌人、国家的叛徒上？你就这样无视于你的责任？超过了许可的期限，留在法国？”
“我丈夫快死了，他需要我。”
“那你的女儿亚莉珊卓呢？她就不需要你？垂死的丈夫比活生生的女儿更重要？一个叛国贼？与人民为敌的叛徒？”
欧斯特拉柯娃松开手腕，不慌不忙地握住她的茶，端详着举到面前的玻璃杯，柠檬浮在水面。透过玻璃杯，她看见肮脏的马赛克地板。透过地板，她看见葛利克曼那张可爱、残忍又温柔的脸向她迫近，劝她去签、去做、去承诺他们所要求的任何事。一个人获得自由，比三个人同当奴隶好，他低声说；有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女儿在苏联根本不可能有前途，无论你留下或离开，都没什么不同；离开，然后我们再尽量想办法走下一步；什么都签，然后远走高飞，为我们三人而活；如果你爱我，就走吧……
“他们过得很苦，一直都是。”最后，她以近乎怀旧的口吻对陌生男子说，“你太年轻了。他们过得很苦，即使在斯大林死后，仍然很苦。”
“那个罪犯葛利克曼还写信给你吗？”陌生男子以优越感十足、凡事了然于胸的态度问道。
“他从没写过信。”她说了谎，“他这样一个生活受到限制的异端分子，怎么可能写信呢？留在法国是我自己作的决定。”
把自己形容得很悲观，她想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尽量多争取一些空间。
“二十年前来到法国之后，我就没再得到葛利克曼的消息。”她重拾勇气，继续说，“我辗转听说，他很气我的反苏联行为。他不希望再听到我的消息。在我离开他的时候，他的内心已经渴望获得改造。”
“他没写信告诉你有关女儿的事？”
“他没写信给我，也没捎来任何信息。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你女儿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
“她和你联络过吗？”
“当然没有。我只听说她进了国家孤儿院，改了另一个名字。我敢保证，她一定不知道我的存在。”
陌生男子一手叉起食物送入口中，一手握住笔记本。他塞满嘴，用力咀嚼了一会儿，然后就着啤酒大口吞下食物。但是，那充满优越感的笑容再度浮现。
“现在，这个罪犯葛利克曼已经死了。”陌生男子宣布，他的小秘密终于揭晓了。他继续吃。
突然之间，欧斯特拉柯娃希望这二十年是两百年。她希望葛利克曼的脸从未俯视过她，她希望自己从未爱过他，从未关心过他，从未为他下过厨，从未在那仰赖友人接济的放逐生活中，日复一日与他醉卧在那仅有一间房间的公寓里，被剥夺工作权利的他俩，整日弹奏音乐、做爱、醉酒、散步林间，邻居对他们都不理不睬。
“下次我进了监狱，或是你，他们就会把她带走。不管如何，亚莉珊卓都一定会被带离我们身边。”葛利克曼说，“但你可以救你自己。”
“我到时候会决定的。”她回答道。
“现在就决定。”
“到时候再说。”
陌生男子把空盘子推到一边，再次用双手捧起那本光滑的法国笔记本。他翻了一页，仿佛进行到新的一章。
“现在谈谈你那罪犯女儿亚莉珊卓。”他塞满食物的嘴宣布道。
“罪犯？”她低声说。
令她惊讶的是，陌生男子列举了一连串新的罪行。在他滔滔不绝的陈述中，欧斯特拉柯娃丧失了对当下的最后一丝注意力。她的目光定在马赛克地板上，看见许多龙虾壳与面包屑。但她的心却回到了莫斯科的法庭，她自己的审判又一次上演。如果不是她的审判，那就是葛利克曼的——但也不是葛利克曼的，那是谁的呢？她还记得，他们两个出席那些审判时，是不请自来的旁听者。那是朋友们的审判，尽管只是些偶然碰上的朋友：这些人中或质疑当局的绝对权力，或敬拜某些不被接受的神祇，或画些违法的抽象画，或出版具政治危险性的情诗。咖啡馆中喋喋不休的顾客，变成了替国家警察摇旗呐喊的鼓噪群众；桌球台的乒乓声响，变成了铁门的撞击声。在某年某月某日，她逃离了位于某条街上的国家孤儿院，因此不得不接受了几个月的惩治监禁。某年某月某日，她侮辱国家安全部门，因行为不端又多关了好几个月，接着又是多少年的下放。欧斯特拉柯娃觉得肠胃翻绞，她想，自己或许病了。她伸出双手握住茶杯，看见自己手腕上的红色掐痕。陌生男子继续陈述，她听见女儿又因为拒赴某工厂任职，多了两年牢狱之灾。上帝帮助她，她又为什么不帮帮自己呢？欧斯特拉柯娃问着自己，觉得难以置信。她到底从哪里学到这些？在他们把她带走之前的短暂时间里，葛利克曼到底教了她什么，能根深蒂固到让她反抗所有教化？恐惧、狂喜、惊讶的情绪在欧斯特拉柯娃的心中交织起伏，但陌生男子的一句话，让这一切转瞬消逝。
“我没听见，”半晌之后，她低声说，“我有点儿分心。你能不能再说一次？”
他又说了一次。她抬起头，凝视着他，努力回想别人曾警告她提防的所有诡计，但诡计实在太多，而且她也不再精明机敏。她已经没有葛利克曼的那种精明机敏——如果她以前曾有的话——能辨识他们的谎言，抢先一步玩他们的把戏。她只知道，为了拯救自己，为了与心爱的欧斯特拉柯夫团聚，她犯下了重罪，身为母亲的最重大罪行。陌生男子开始威胁她，但是，这威胁却显得毫无意义。倘若她不愿合作——他这样说，她承诺为苏联当局执行任务的文件副本，将会送到法国警方手上。她那两份毫无用处的报告（他很清楚，她只是为了让那些土匪闭嘴才写的）副本，将会在幸存的巴黎移民圈中流传——尽管，天晓得，如今在移民圈中，“他们”的人数已少之又少了！然而，为何她必须屈服于压力，接受这无价的礼物——当这个人、这个系统，出于难以解释的宽厚行为，提供给她一个弥补自己，也弥补女儿的机会？她知道，她夜以继日祈求原谅的祷告，成千上万根蜡烛，成千上万次垂泪，已得到响应。她让他再说一次。她让他把笔记本从易怒的脸孔前推开，她看见他疲弱的嘴角扬起，露出一丝笑意，愚蠢至极，他竟要求她原谅似的，再次提出了这个疯狂、神赐的问题。
“如果苏联决定除去这个腐败的反社会分子，你会希望你的女儿亚莉珊卓追随你的脚步来到法国吗？”
会面之后的几个星期，所有的工作都在悄悄进行——秘密造访苏联大使馆，填写表格，签署保证书（居住证明），辛苦地跑过一个又一个法国部门——欧斯特拉柯娃小心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仿佛追踪别人的行动一般。她经常祷告，但就连祷告她都小心翼翼，分在几个不同的东正教教堂进行，以免有人察觉到她过度虔敬的异常举止。有些教堂其实只是散落在第十五区与十六区的小小民舍，夹板上钉着特殊的双重十字架，门上贴着被雨水浸湿的陈旧俄文布告，或是想找便宜的住宿，或是想教授钢琴。她去过苏联海外教会、圣母显灵教会、萨洛夫圣塞拉芬教会。她到每一个教会去。她按着门铃，直到有人应门，教堂执事或是面带病容的黑衣女子。她给他们钱，他们让她在烛光闪烁的神像面前，跪在湿冷的地上，闻着香料的气味，直到微醺。她对全能的上帝许下诺言，她感谢他，请求他的指引，她甚至问他，如果那名陌生男子在相同的情况之下找上他，他会怎么做，她提醒他，她毕竟面对着压力，如果不服从，他们就会摧毁她。然而，与此同时，她心中不愿折服的常识却不断质疑，她也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为何在所有人之中，她，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之妻，异议分子葛利克曼的情人，暴乱与反社会分子——他们让她相信是这样——的母亲，能被挑选出来，获得如此异于寻常的宽赦恩惠？
在苏联大使馆，当她第一次去提出正式申请时，获得了从未梦想过的礼遇，完全不合乎她这叛国者、变节间谍与桀骜不驯扰乱分子母亲的身份。他们并未粗鲁地命令她到等候室去，而是护送她到面谈室，一位年轻的人事官员展现绝佳的西方礼仪，在她下笔踌躇或畏缩之时，甚至还提供帮助，让她能顺利完成申请手续。
她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人——尽管她最亲近的人也并非真的非常亲近。那名易怒男子的警告，日日夜夜在她耳际回响：只要轻举妄动，你的女儿就别想恢复自由。
而且，除了上帝，又能找谁呢？找她住在里昂、嫁给汽车销售员的同父异母姐姐华伦蒂娜吗？光是想到欧斯特拉柯娃与莫斯科来的情报官员为伍，就足以令她抓狂，跑上跑下找她的嗅盐，以免昏倒。在咖啡馆吗，玛丽亚？大白天，玛丽亚？没错，华伦蒂娜，而且他说的是事实。我和一个犹太人生下了私生女。
平静无波反而是最令她恐惧的。几个星期过去了；在大使馆，他们说她的申请会“从优考虑”；法国当局向她保证，亚莉珊卓会很快获得法国国籍；那名易怒的陌生男子说服她将亚莉珊卓的出生日期往前挪，才能姓“欧斯特拉柯娃”，而非“葛利克曼”；他说法国当局会比较能接受这样的情况；结果似乎也是如此，尽管她当初在面谈时，并未多谈到这个孩子的存在。现在，突然之间，没有其他的表格要填，没有其他的障碍要清除，欧斯特拉柯娃只能等候，却又不知道自己等的是什么。那名陌生男子是否会再度现身？他不再存在了。一份火腿蛋卷与薯条，一些亚尔萨斯啤酒，两片附赠的面包，显然已完全满足了他的需求。他与大使馆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她无从想像。他告诉她，到大使馆去，他们会等着她；他说得没错。但当她提到“你们那位先生”，甚至“你们那位金发高大、先前来找我的先生”时，却只得到一无所知的微笑。
就这样，无论她等待的是什么，都渐渐地消逝无踪了。起初，她衷心渴求，接着，希望都已无踪影，她不知道这一切为何转变，又何时发生。亚莉珊卓已抵达法国了吗？带着她的证件，动身踏上旅程了吗？欧斯特拉柯娃开始想，她应该已经做到了。沉溺于新的失望情伤，她偷偷望着街道上年轻女孩的面孔，揣测亚莉珊卓的长相。回到家中，她的眼光会自动投向门口的脚踏垫，希望能看到一张手写的便条或快信：“妈妈，是我。我住在某某旅馆……”或是一封电报，写着航班号码，明天抵达奥利，今晚；或者不是奥利机场，而是戴高乐机场？她对航空班机不熟悉，所以还造访旅行社，只为了探询。两个机场都有班机。她也考虑要花钱装一部电话，这样亚莉珊卓就可以打电话给她。然而，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她到底还指望些什么呢？与从未厮守的成年女儿，涕泗纵横地团聚？当年她背弃了骨肉亲情，二十年之后，又期望能重拾天伦之乐？我对她没有任何权利，欧斯特拉柯娃严正地告诉自己；我有的，只是欠她的债，与我的义务。她问过大使馆，但他们也不知道进一步的消息。正式的手续都已完成，他们说。他们知道的也就仅止于此。如果欧斯特拉柯娃想寄钱给女儿呢？她狡猾地问——好让她支付费用，例如，签证费？——他们或许能给她一个地址，一个可以找得到她的办公室？
我们可不是邮局，他们告诉她。他们的冷漠严峻吓坏了她。她没再去。
在此之后，她又挂心起那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那是他们给她用来贴在申请表格上的。她看到过的就只有那几张一模一样的照片。现在，她真希望有一张留在身边，当时却没想到，真蠢，她竟以为很快就能见到本人。那几张照片在她手上只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她带着照片，急急冲出大使馆，赶往主管部门；而离开时，那些照片已进入了另一个官僚作业的流程之中。但她曾仔细端详！天哪，她曾仔仔细细地端详每一张照片，不管是不是都一模一样。在地铁上，在等候室里，甚至在走进各主管部门之前的人行道上，她都盯着女儿那几张了无生气的照片，尽力想在那毫无表情的灰暗阴影中，找出她曾深爱过的那个男人的踪迹。但失败了。一直以来，她每次鼓起勇气怀想，总是想像成长中的孩子明显有着葛利克曼的形貌，如同刚出生时那般。如此生气蓬勃的男子，不可能不深深烙下永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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