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晋、楚之从交相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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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之间斡旋，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
赵武的这一意见受到了当时各国诸侯的赞同。当时的齐国，内乱尚未结束，由崔氏和庆氏两家执掌权柄，自然需要交好诸侯国以稳定形势。而郑国当时执政的子产看到诸侯国有达成和平的动向，便在楚、陈、蔡、许等国联军来袭时坚壁清野，不加抵抗，为和谈提供了余地。
弭兵的条件逐渐成熟，自然就有人自告奋勇，愿意从中斡旋。上一次华元弭兵的主持人是宋国大夫，这一次又是宋国的大夫向戌站了出来。和华元类似，向戌一方面同赵武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又同楚国令尹屈建有交情。看到诸侯之间纷纷提倡弭兵，向戌便决定仿效前人，再次主持弭兵会议。如此一来，在停止战争的同时，还可以极大地提高宋国的声望和地位。
带着这样的目的，向戌踏上了游说的道路。他先后拜访了晋、楚、齐、秦四个最有势力的大国。仗着同当权者的私交，晋、楚两国自然无有不从，秦国也欣然应允，只有齐国犹豫了一阵，也在大夫田文子的劝说下同意了。眼见大国支持弭兵，各小国自然纷纷同意。
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会议再次在宋国西门召开。比起上一次华元弭兵，这一次的程度和规模都提高了许多。晋国、楚国、齐国、秦国、鲁国、卫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宋国、邾国、滕国、曹国共十四个国家派出了代表，主持人当然还是向戌。
经过向戌的斡旋，晋楚两国确立了两国属国应当互相朝见的基本格局，也就是所谓的“晋、楚之从交相朝”。不过，由于齐国和秦国国力较强，又分别同晋国和楚国结盟，因此可以例外，而邾国和滕国分别是齐国和宋国的附庸，因此也无须参加会盟。
虽然和议达成，但在会盟仪式举行之前，会场的气氛仍很紧张。晋楚两国厮杀多年，仇恨极深，彼此都有戒心。在正式会盟时，楚国为了预防万一，暗中在礼服内套上甲胄，打算一言不合就动手厮杀，楚国令尹屈建声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晋国得知这一消息，也预先做了准备，打算一旦有变，就冲入宋国都城，据城防守。
在正式的会议上，各国代表共同通过了之前达成的协议，又确定了各国应当向两国负担的贡赋比例。然而，在最后歃血为盟时，晋楚两国再次为盟主之位争夺起来，双方互不相让，险些使谈判破裂。最终在晋国大夫叔向的劝说下，由楚国担任了盟主，但作为交换，盟书上首先写上了晋国的名字。
虽然发生了不少风波，但史称“向戌弭兵”的第二次弭兵会议总算顺利结束。比起短命的华元弭兵，这一次弭兵会议的效力要长得多。自此之后，诸侯国之间数十年没有发生重大战乱，迎来了难得的和平时期。
弭兵会议确立了晋楚两国共同称霸的两极政治格局。对于晋、楚、齐、秦等大国来说，弭兵会议的召开有助于处理国内日趋尖锐的矛盾和恢复由于战争而日益空虚的国力。而对于中原各小诸侯国来说，一方面免于战争的侵扰和破坏，另一方面也背上了服从两个大国、缴纳两份贡赋的沉重负担。
弭兵会议结束之后，齐景公、陈哀公、蔡景侯、杞文公，以及燕国、胡国、沈国、白狄等国的君主于次年赴晋国朝见晋平公；而鲁襄公及宋平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朝拜楚国楚康王。从此，这些小国“仆仆于晋、楚之庭”，又“尽其土实，重其币帛，供其职贡，从其时命，贺福吊凶”，导致“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的局面。
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向戌弭兵五年之后，各国再次在虢地会盟，重申并强调了弭兵会议的精神。尽管向戌弭兵是以牺牲小国的利益来维持大国的生存空间，但通过外交手段达到和平的局面，特别是宋国前后两次在弭兵会议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也说明了弭兵会议的积极意义。弭兵会议推动了春秋时期的历史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