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哺——虚构人物对小说作者的逆向创造
反哺——虚构人物对小说作者的逆向创造 (第2/3页)
是愚蠢。苔丝与德伯维尔，王熙凤与贾瑞，同样是面对男人的勾引，苔丝如果有王熙凤千分之一的世故、千分之一的自我保护能力，苔丝又何至于杀人？同样是把男人杀了，凤姐所用的是“追风无影刀”，保全的是她的名节；苔丝却选择了愚蠢，直接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我的问题是，小说家如此偏爱虚构人物身上的毛病，是不是小说家阴暗、变态？不是。相反，是小说家热爱生活、渴望光明。在我看来，这里头牵扯到一个比文学还要重要的大问题：——人究竟是什么？——什么是人的本来面目。在这个巨大的命题面前，文学显示了它的大自由和大宽容，它“包容”了“我们的原罪”，而不是强迫我们“清洗”“我们的原罪”。是的，文学更“懂”人，更“怜惜”人，文学还知道“尊重”人。文学有它的信条，不完美的人才更加美好。说到底，宗教只是一把斧头，它所做的事情格外地简单，把生命之树上的枝枝叶叶都砍了，只留下一根通天的、笔直的、光秃秃的树干。如斯，宗教的要义其实可以归纳为一个字：“戒。”三戒、五戒，七戒，十戒。中世纪没有文学，严格地说，中世纪的文学之树不再摇曳、不再荡漾、不再呼风唤雨、不再涛声依旧、不再啾啾鸣唱，原因就在这里。宗教是虚拟，文学也是虚拟，但人类在文学的面前要比在宗教的面前宽松得多、自在得多、放肆得多、幸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早在上帝诞生之前文学就诞生了，而上帝死了，文学依然活着。这是一个足以感动中国、感动世界、感动人类、感动历史并感动未来的基本事实。
当今的中国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中国文学之所以不如人意，中国的社会现状之所以不如人意，是因为中国缺少宗教。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了，近几年更是得到了广泛的点赞。这个说法愚昧至极。它有害。有“毛病”的人如何才能规避邪恶？靠宗教、靠“疑似宗教”所带来的“理性崇拜”是极其危险的。常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宗教精神，是法的精神。我们所需要的是“对法的尊重与敬畏”，而不是“对神的盲信与恐惧”。是宗教就必然伴随盲信，是盲信就必然带来崇拜，是崇拜就必然带来恐惧。但我们永远也不该忘记，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对法的尊重与敬畏”可以强化我们的人性，“对神的盲目与恐惧”只能为我们提供无法无天和深不可测的奴性，最终，我们失去的必将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想说，在我并不开阔的人生里，如何与我的小说人物相处，耗费了我太多的心思。有些人我很爱，有些人我不那么爱。我不止一次在公开的场合承认，在我所有的小说人物当中，最爱的那个人是玉秀。玉秀当然是不完美的，她的身上有致命的缺陷，轻浮，虚荣。但是，请允许我为她辩护，她是无害的。她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她只是不想让别人去伤害她。我更想说，一个人仅仅因为她轻浮、虚荣她就铁定了不能幸福，那么，当事人是无罪的，有罪的一定是生活。是明媚的阳光造就了我们地上的阴影，而不是月黑风高与大雪连天。
在我的小说里，死亡还少吗？死去的人还少吗？可是，玉秀死了，我怎么就那么不能释怀的呢？我把《玉秀》的初稿看了又看，从小说内部的逻辑上说，我敢说，没有问题，至少没有大问题，也就是没有所谓的“硬伤”。可是，我为什么就不能接受玉秀的死呢？是什么力量让我寝食难安的呢？
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所谓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这句话很著名，很铁血。我没有鲁迅先生那样的思想高度，可我也不会轻易反对鲁迅先生说过的话。然而，从具体的写作感受上说，我和鲁迅的看法又稍有偏差。在我的悲剧书写里，最让我感到痛心的并不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而是“把我所爱东西撕碎给人看。”“有价值”和“所爱”，它们是等值的么？不能这么说。“有价值”很可能是你的“所爱”；但“有价值”未必就一定是你的“所爱”。我不想就“有价值”和“所爱”发表什么长篇大论，作为作者，我只想排列一个次序，——小说家首先面对的其实是他的“所爱”，然后才是“价值”。说到底，小说家不是机器，不是人工智能，他无法规避他的情感。
问题是，小说家的情感本身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呢？老实说，我不知道。这句话还可以再追问一下，——当一个小说家的基本情感和那个“价值”不能吻合的时候，小说家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够知道的只有一点，2001年，玉秀死了。在死亡面前，我觉得我这个作家出了问题，我对我的职业产生了恐惧性的怀疑：写小说是不是太脏了？
贾梦玮不知道我的心境。就在那一天，快下班了，他晃晃悠悠的，来到《雨花》编辑部了，说“搞点酒啊？”我于是去他在《钟山》的办公室，他拿出一瓶威士忌，说“《玉秀》看完了”。他看完了，那就“搞点酒”吧。对了，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那时候他的单身宿舍就安置在编辑部的一间小厢房里，他的宿舍里头有酒。
我和贾梦玮的关系是有点特殊的，我们经常聊聊小说。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好，喜欢聊小说，一旦聊起小说来，我就是一话痨。一旦有人愿意，我就盯着谁。我特别喜欢和李敬泽聊，这个许多人都知道，一位批评家告诉我，你和李老师的聊天都成为“美谈”了，是“文坛佳话”呢。可是，有点遗憾，我和梦玮老弟的聊天很不“佳话”。多年之后，我听到了这样一个可歌可泣并洞若观火的说法，说，“两个人经常关在办公室里，一聊就是一个下午”。好吧。这句话很好。从语言修辞学的分类上来说，这个例句类属于“单位”修辞。“单位”修辞有一个基本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语言的严密性和客观性。那句话是客观的，很正确。
就着威士忌，我们的话题扯到《玉秀》上来了。附带着我要说一句，我在《钟山》上刊发过很多作品，多到可以出一本很像样的小说集了。1998年之后，我所有作品的责任编辑都是贾梦玮。在我的记忆里，每一次我把小说稿交到贾责编的手上，贾责编都会呈现出他雄伟的责任心，他一定会给我召开一个作品研讨会。没有一次例外。——主办方当然是《钟山》编辑部，出席会议的代表是两个人：责编贾梦玮，作者毕飞宇。会议是奢侈的，有威士忌。我要说，贾责编天生就该是一个文学编辑，他对自己的刊物有荣誉感。重要的是，眼光独到，毒，总是能够在你的小说里头找到不能满意的蛛丝马迹。这样的特征落实到具体的小说文本上来，那就是苛刻。
我对自己其实已经很苛刻了，但是，贾梦玮对我更苛刻。在这一点上贾梦玮和业已离开《钟山》的范小天老哥特别地像。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范小天一直对我说不，我告诉他，“这个作品很好的”，他还是说不。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他才接受了我的作品。我永远感谢他。范小天离开《钟山》了，贾梦玮来了。可我的处境丝毫也没有得到改善。即使是去年，2014年，我已是一个年过半百、“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了，拙作《虚拟》也是改了又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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