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觉的种子
正觉的种子 (第1/3页)
一
我这一生，破除的“惑”比较多。
不少看起来似乎很难破除的“惑”，也都被我一一破除了，使周围的朋友非常吃惊。
但是，取得如此成绩，并不全是个人的努力。仔细回想，在早期，有两个强大的客观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干净的童年，二是肮脏的灾难。
先说童年。
我有一个切身体会：一个人，如果在穷乡僻壤度过童年，很可能是一种幸运，因为这会让他从起点上领略最朴素的真实，为正觉留下种子。所谓正觉，就是未染虚诳的简明直觉。因此，这些正觉的种子，正是我毕生破“惑”的深层原因，也是我后来接受大艺术、大哲学的基点。
举些例子吧。
我们村里，对生死之界看得相当平易。
村子里几乎没有人去过县城，平日都在田里农作，比较正规的外出就是进山扫墓。
田里，劳累而平庸；山间，美丽而神奇。因此，进山便是村人的乐事。到得长辈坟墓跟前，总是以墓边草树的长势与长辈开玩笑。“爷爷，今年您有点儿偷懒了，这杨梅比不上外公那边”；“叔叔，您的几棵松树长势不错，累着了吧？”……
村里哪位老人去世了，必然全村恭送进山，就像现在城里人送别一位退休职工，没有太多伤感。孩子们更是在送葬队伍的前后蹦跳戏耍，采花摘果，一片欢快。孩子们从小就相信，只有我们的笑声，才能让长眠的老人心安。
连生死之界也看得这么淡，当然就更不在乎贫富之界了。我们村子里的农民，全都匍匐于春种秋收、菜蔬鱼蚌之间，家家户户的生活大同小异，差别实在不大。吃饭时分，邻居之间都有端碗游走的习惯，筷子伸到四五家的碗碟里去，十分自然。哪一家若有意外的吃食，例如网了一条大鱼，或抓了两只野鸭，一定是全村的事。即使谁家的冬瓜、南瓜长得特别大，也会煮熟了分给各家。正因为这样，后来一定要在村子里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还让他们之间展开“阶级斗争”，实在是难上加难。
几里之外稍大一点的村子里，倒真有几户有钱人家。有钱，是因为做了丝绸和药材的生意，因此，并没有“剥削”四乡民众的痕迹。
说了贫富之界，再看看官民之界。
村里管事的，原来也有名义上的“保长”和“甲长”，主要是在庙会期间领头舞个狮，在火灾时派人敲个锣。村子里的事情分两拨，一拨是庄稼的事，一拨是各家的事，他们都管不到。他们有自己的庄稼自己的家，怎么会去管别人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上面派下来一个“村长”，是一名复员的残疾军人，很客气，见人就笑。他只做两件事，一是根据上面的布置召集村民开个会，村民都在昏暗的油灯下打瞌睡，他用大家都听不太明白的外地口音读点什么，也就散了；二是村里年轻人结婚，他会被邀请到婚礼上站在中间，还是用大家都听不太明白的外地口音说几句好话。他做“村长”的酬劳，就是按规定在村民每年“缴公粮”时给他留下两袋。村民总想给他多留一点，因为他有残疾，不能劳动，而他总是推拒着，说：“够了，够了，足够了！”
在村民心目中，做“村长”，是因为不能自食其力，比较空闲，又能讲话。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留下的有关生死之界、贫富之界、官民之界的正觉。
这些正觉很浅陋，却能使我后来遇到种种台阶、竞争、理论、学派时，投去不太信任的目光。因此，我把这种童年正觉，称之为“初元正觉”。
二
那就要说说对于教育的“初元正觉”了。
我在乡下接受的早期教育，更让人难以置信。
几个疑似逃婚的外地少女，在一座破落的尼姑庵里办了第一所小学，我就成了她们的学生，但她们自己还都没有小学毕业。我妈妈文化不低，却一心在为村里的成人办“识字班”，不怎么管我，却要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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