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魏晋
问道魏晋 (第3/3页)
“元气”来解释艺术，尤其是音乐。他认为，元气分阴阳而成天地，然后又生万物，成四季，显五色，定五音。也就是说，最大的音乐是天地之音、自然之音、元气之音，而不是产生于什么人物要表达什么悲哀与快乐，什么官府要张罗什么礼仪。
他相信，音乐本身无所谓哀与乐，而只是纯净的自然组合，元气连贯。一般人认为有哀有乐，只是一种联想。其实，复杂的音乐和复杂的人间感情，并不能直接对位。一旦对位，便成模式，机趣全失，元气尽泄。他的音乐著作《声无哀乐论》，由此成为一部空前绝后的划时代之作。
按照他的思想，音乐如酒，谁说酒是制造欢乐还是制造悲哀的？酒就是酒，由天地灵泉发酵而成，与哀乐无关。又像柳树，曲身扬枝如含情告别，但柳树本身并无哀乐，只是与某种情感体形产生了“异质同构”关系而已。柳树临水，只是天地元气的一种体现。
嵇康的这种理论，从本性上驱逐了社会意念对艺术的羼杂。
嵇康还以“元气”解释了人类。
天地间为什么有各色人等？嵇康认为，那是各人对元气赋受的不同，由此产生了或昏或明的人性。有的人特别聪明，有的人特别勇敢，有的人特别贪欲，有的人特别廉洁。这就像原野上的草木，各不相同。有的人包容一点，显得宽广博大；有的人局促一点，却也安分自守。只有一种极至之人，把最纯净的美好都集中了，内外都很周全，一切都能具备。可惜这种人往往出现一下，就不见了。见到的，都是各有片面之人。
我忍不住要抄引一段嵇康的原文——
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人性有昏明。惟至人特钟纯美，兼周内外，无不毕备。降此以往，盖阙如也。或明见于物，或勇于决断，人情贪廉，各有所止。譬如草木，区以别矣。兼之者博于物，偏受者守其分。……（《明胆论》）
对于这种“至人”，同时代的阮籍有过更完整的论述。他说：
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大人先生传》）
我舍不得把这些精彩的原文翻译成白话文，但读者只须诵读一遍就能感受，这实在是人世间最伟大的人格理想。
虽然是理想，但他们自己却做到了。对此，我在《遥远的绝响》一文中已有描述。
五
我花了那么多篇幅来讲魏晋名士，是想说明，中国智者曾经有过一个集体彻悟的时代。彻悟的重要标志，是投入对宇宙、对天地、对生命的宏观思考、本源思考。
我每次去欧洲，看到从古希腊到米开朗基罗、罗丹对历代思想家、哲学家的精彩雕像，在敬仰之余总会产生一丝对比性的悲凉。这些被花岗石凝冻的卷发、长袍、高鼻梁、深眼窝，不管蒙受多少浮尘和苔藓，不管熏染多少战火和劫灰，都依然屹立在民众的头顶。欧洲，也因他们而心气高扬。中国有没有这种可以镌刻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似乎图像模糊，其实一点儿不差。你看即便同代人形容嵇康，已经往雕塑的路上走了。
魏晋时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至少在外形上绝不会输于希腊同行们。但是，中国的思想长廊里很少有这些雕塑，有的多是峨冠博带、表情刻板、大同小异的官吏画像。即使有孔子的木版画像，那也实在太粗陋了。幸好，当代出现了写意派雕塑家，开始用灵动的青铜之诗来再现先哲神貌。
失去了魏晋时代的“型男”雕塑长廊，中国思想史就删略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大思考平台。明明醒过，却又睡眼惺忪了，惺忪得那么懒散又那么烦躁。
我有幸，不小心早早地碰到了魏晋。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明白了在巨大的灾难中如何看穿世态、解脱身心。我当时就觉得，魏晋名士离我很远，又很近。有了他们在前面，我就回不到那个壅塞、嘈杂的山谷中去了。后来，那个山谷中总有一双双手试图把我拉拽回去，我心中只要一念叨“魏晋”，像是神咒作法，我便定住了。
但是，“魏晋”二字在后代中国的实际影响并不太大。为此，我写的那篇《遥远的绝响》，重点在“绝响”。
这事，既要怪中国历史，也要怪魏晋名士。他们确确实实存在一个巨大的缺憾。
那就是，他们太局囿、太自我、太排他、太小圈。他们的思想经天纬地，但他们的身影却躲进了竹林。他们追求个性自由，却又过于自以为是。他们轻视礼教，却忽视了儒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他们从容赴死，但周围的民众却不知他们为何而死。他们啸傲山野，却不知离他不远处那些炊烟茅屋下的世俗人心。
那么，如何来弥补他们的这种缺憾呢？
其实，一种宏大的精神力量已经在他们身边出现，那就是佛教的兴起。
于是，我也随之继续往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