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拜佛门
参拜佛门 (第1/3页)
一
我出生在一个佛教家庭，自幼天天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长大后对晨钟暮鼓、袈裟蒲团并不陌生。但是，我深入研习佛教却很晚，是在领略诸子百家和魏晋名士之后。这个顺序，与中国的历史顺序一样。
说起来，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力量尚小，到了魏晋时代还经常依附于玄学得以生存，因为在内容上有相近之处。但很快，魏晋名士的诸多缺憾使玄学凄幽地萎谢了，而到了西晋之后，玄学的余绪就要凭借佛教来栖身了。
为什么佛教能快速强大？原因很复杂，我已在多部论著中作过阐述；而与玄学相比，它的明显优势正在于强大的精神责任和传扬功能。
在玄学的清谈、醉饮、琴声中，黄昏的竹林，人迹已稀。但在竹林的不远处，佛教的僧侣们却在辛勤跋涉。说起来，佛教在精神上也是超尘脱俗、重在内心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在人世间不倦地传播佛理、翻译经卷、兴建寺庙、聚集信众呢？
可见，这是一种外向型、普世型、传导型的精神信仰，与其在精神上的超尘脱俗、重在内心，构成了一种“相反相成的张力结构”。这样的张力结构，魏晋玄学并不具备。
往更早比，同样外向型的孔子、墨子和他们的学生团队，也曾长久地跋涉世间，但他们要传导的精神也是充分入世的，也就是说，因顾念大地而深入大地。因此，同样构不成“相反相成的张力结构”。
孔墨以入世来救世，玄学以傲世而避世，佛教以巡世求脱世。
佛教所要的脱世，既包括自身，也包括众生，后来由这两方面的不同侧重而分为“小乘”和“大乘”。但在我看来，自释迦牟尼创立之始，佛教就具有以大船引渡众生的“大乘”襟怀。
我本人曾寻着他当年的路程，从尼泊尔的出生地到印度的苦修洞、菩提树下的彻悟处，再追到初次弘法、招收徒众的鹿野苑。在鹿野苑的讲台遗址我流连很久，心想佛祖从这里“初转**”开始，就终身讲述，终身传道，处处破惑，惠及世界，为人类两千五百多年漫长而又艰难的岁月，加添了多少宁静和慈爱。因此，这是一种具有大担当的宗教，难怪所有寺庙的中心，都称作“大雄宝殿”。
所谓大担当，就是凭借大思维，面对大世界，解决大难题。
一
佛教为了让众生接受自己的大思维，总是会后退一步，讲究推广之法，而不能像魏晋名士那样扭过身去冷脸硬挺。大乘佛教把推广之法称之为“沤和俱舍罗”，一般意译为“方便善巧”、“方便法门”。
大思维不端大架子，不摆大深度，而在众生容易接受的口道上着力。结果，吸引了大批陌生者、抵拒者入门却又不伤害教义。这个问题，在汉代支娄迦谶传译的《道行般若经》中多有讨论。
例如，佛教话语的起点总是人生，而一讲人生总是先讲人生之苦，这便找到了一个众生都能切身感应的痛痒之处。才几句话，人人都愿意听下去了。
相比之下，儒家的话语虽然通俗易懂，但讲来讲去都偏向于政治道德规范，诸如王道、霸道、治国、平天下，一般民众很难切身感应，倾心投入。佛教，经由它的“沤和俱舍罗”，变得与每个人有关，与每个家庭有关。这就是孔墨和玄学比不上的了。
我幼年时代在浙东乡间，见到很多文盲妇女都在天天念经拜佛，躬行着她们所理解的最简单佛理，也就是“积德行善”，成为当时乡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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