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艺术家大聚合

    五 艺术家大聚合 (第2/3页)

,要投身剧艺之海,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宦门子弟错立身》中所写的延寿马的那种犹豫心情,恐怕是真实的。但是,一旦投入,他们在那里既见到了背着“娼家”之名、有着高洁之心的女演员,又发现了足以淋漓尽致地抒发满腹牢骚不平的绝妙艺术样式。可以说,是他们提高和解放了戏剧,同时也是戏剧提高和解放了他们。是他们塑造了戏剧,也是戏剧塑造了他们。他们的本质力量,在戏剧创作中实现了对象化、实体化。因此,他们一经投入,就对戏剧不忍离舍,就对戏剧生活不忍离舍。请读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曲:

    ……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而忘忧。分茶、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子弟每是个茅草岗、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蹅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扳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一派落拓不羁之词,一副坚韧顽泼之相。这当然可以看成是关汉卿用俏皮的口气说出来的一番自白,看成是一个年迈的艺术家不无酸楚的人生返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一粒铜豌豆”,这句话,更是历来被看作关汉卿一生战斗风貌的形象概括。但是,事情远非仅仅如此。

    这是一篇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的人生宣言,这是代表一支突然涌现的艺术生力军整体

    的铿锵心声。屈原、司马迁、李白、辛弃疾也曾有满腹牢骚,但不可能用这种方式、这种言词发出来。沉湎烟花路的风流才子们也会作出种种振振有词的自我辩解,但不可能用这么苍劲、悲凉的口气说话。能发出这种滔滔言词的只能是这样一代文人:他们原先才情和心气都高,突然被社会遗弃,沉落到最卑下的地位;他们也许绝望过、痛苦过、颓伤过,但是自从在一向被看作最低贱的处所找到了艺术的光亮,找到了知心好友,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寄托,他们又重新强硬起来了;他们是过来人,深知刻板的传统文人标准,因此处处都能反其道而行之,反其道而言之,处处包含着砭骨的讥刺,活脱脱地显露出一副顽泼之相;然而,他们自己一时还很难公正而自信地评判自己的历史贡献,作为一种新兴艺术和伟大创造者,他们在历史上找不到与自己相类似的楷模,他们并不奢望能得到历史的承认,因此他们又难免在顽泼之中透露出缕缕苍凉的意绪。

    这就是我国第一代伟大剧作家的共同形象。

    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可以说,宋元之际的一批杰出文人,也正因为被社会放逐了,被时代放逐了,被封建正统观念放逐了,终于“赋”出了光彩夺目的元杂剧。这正象以后被封建上层社会放逐的曹雪芹要“赋”出《红楼梦》来一般。

    也许,一切真正的创业者都会或多或少地领受到一点历史的寂寞感。关汉卿的那个套曲在表面上写得热闹异常,花团锦簇,实际上在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一些历史的寂寞感。以决绝的态度我行我素,正表示出他对于衮衮诸公、岸然道貌、高文册典的诀别。他无法预料,他和他的同道已开辟了一个延泽几代的艺术世界。屈原的辞章华美至极,但细察其间,仍有一种空旷之感;注定要开启一代诗风的陈子昂,不是在幽州台上发出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叹吗?曹雪芹写《红楼梦》,一直疑惑着会不会被世人厌弃,“都云作者痴”……宋元之际的杂剧作家也几乎都是一代开创者,他们在这方面的特殊感受,是后代的许多大剧作家所没有的。他们的身后,确实也是长时间的寂寞,连后于他们不太远、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初编著《录鬼簿》的钟嗣成都迷惑于他们的身世了:“余生也晚,不得与几席之末,不知出处,故不敢作辞作传以吊云。”这当然与当时的社会对这批伟大剧作家的卑视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创业者的惯常命运。把自己的生平和荣耀过于完整地留于后世的,往往是那些在已无太多荆棘的土地上比较从容地收取果实的人。

    宋元之际的北杂剧作家象温州地区的南戏作家一样,也有一种以“书会”为名的行会性、地域性组织。这种书会,保定有,汴梁有,大都有,后来杭州也有。进入书会的剧作家,被称为“书会才人”、“书会先生”。书会与戏班子有密切的联系,书会中的剧作家大多深通演出实践,其中有一些本来就是艺人,他们自然懂得戏班子的需要;而戏班子也常常直接对书会提出剧目要求。这些创作团体和表演团体之间,既互相切磋、合作,又互相竞争、比逐,在呼唤一种成熟而光辉的综合艺术轰然出世的过程中,一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元杂剧先在北方崭露头角,随着宋朝的最后覆亡,元朝的统一中国,元杂剧也传播到南方,并在南方获得声誉。元杂剧创作和演出的繁盛期,一般被定为元贞(1295—1297)、大德(1297—1307)年间,实际上,时间还应前移。至少在至元(1264—1294)年间,一群杰出的杂剧作家已有大量光辉的作品问世。当然,元贞、大德年间的繁荣也是不必否认的。因此,我们不妨粗略一点说,整个十三世纪后半期,是元杂剧的繁盛期。

    现在,我们再来简单地看一看元杂剧的基本格局。

    元杂剧的剧本体制,大多由“四折一楔子”构成。四折,是四个音乐段落,也是四个剧情段落。所谓音乐段落,是指一个元杂剧剧本演唱的曲子一般分为四大套,每套属一个宫调,押同一个韵,由正末或正旦一个角色主唱;恰巧,这四套曲子,正好与剧情“起、承、转、合”四个单元相顺应,因而同时又是剧情段落。“楔子”是一个借喻名词,原义是指木工为了使木器按榫处更牢固而嵌入的木片,在元杂剧中则是指衔接各折戏之间的过场戏,以及在剧本开头简介前史、统贯全剧的开场戏。

    元杂剧的分“折”,并不以时间和地点的更换为标准。一“折”之内,时间、地点的变动很是灵动,即可以包括许多“场”。这与欧洲古典主义戏剧和近代某些现实主义戏剧有很大的不同。剧本结构,只服从于剧情的自然段落和音乐的自然单元,而不虑及时间和地点,这种结构方式,可说是一种内在的单元组合

    。以时间和地点的不同来划分戏剧的结构方式,则是一种外在的单元组合

    。时间和地点,本是戏剧的情节和情感的外部依托,元杂剧不愿在这种外部依托中多做滞留,不让自身结构受到这种外部结构太多的局囿,而是直取内在情节和情感,使戏剧结构成为内在情节和情感的直接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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