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元剧第二主调
三 元剧第二主调 (第2/3页)
如果说，众多的元杂剧批斥黑暗现实的凌厉呼喊可以由窦娥诅天咒地那一段话来代表，那末，它们歌颂美好追求的执着呼唤则可以由《西厢记》中的一句名言来概括：
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这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语，出现在封建正统领域是大逆不道的，出现在元代的瓦舍勾栏中是勇敢而新奇的，出现在明代将会有一些思想深邃的艺术家把它张扬、引伸得更加瑰丽和奇峭，内中已可听出不少坎坷的音调，而出现在清代则必然包裹着层层凄迷的泪花了。
这一理想，和人世间一切美好的理想一样，有着足够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所谓广泛性，是指它企图囊括“天下
”，具有“都
成了眷属”的全盘包容气魄；所谓深刻性，是指它以“情
”为皈依，使婚姻方式包含着深层道德内核，从而与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婚姻理想接通了关系。因此，这一理想宣言出现在元代，对封建礼教具有从根本上挑战的意义。元杂剧的男女主人公们为之而奋斗，为之而苦恼，也就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叛逆性质。
与这理想宣言相呼应，一些近似的心愿我们可以在元杂剧中不断看到。《墙头马上》中唱道：
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
《拜月亭》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愿：
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
在昏天黑地的元代，为什么有关婚姻自由、幸福的理想能成为艺术家寻求新的精神力量的突破口呢？其基本原因在于，这是一个世俗的、然而又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是大多数元杂剧艺术家自身思想感情的比较合适的载体。他们可以写一手出色的宫廷戏、公案戏、绿林戏，但要倾注自己切实的思想感情，总要选择自己可以平视
的题材内容，那就莫过于这些落魄文人深深体察过的婚姻、恋爱题材了。这个题材，在广大市民观众中也有切实的感染力和鼓动力。婚姻、恋爱问题，乍一看没有上层政治、民族征战、司法审理、起义征剿等类的事件那样惊心动魄，但仔细考察社会深层即可发现，真正接通千家万户的倒是这个问题。一切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只要确实具有深刻性，最后总要体现在人的命运之上，体现在人与人的感情关系之上。元杂剧中的婚姻、恋爱题材，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都具有巨大而深厚的社会包容力。谁要是能接受崔莺莺、红娘、李千金她们的婚姻观念，他在社会改革的思想路途
上不仅要比许多清官走得远，而且也许还会对宋江和李逵有所超越。这正如《红楼梦》会在思想路途
上超越不少金戈铁马之作一般。贾宝玉、林黛玉的思想和理想，对于整个封建大厦的破坏力，对于一切青年叛逆者的号召力，在广度和深度上未见得小于一座义军的山寨。许多在公堂和战场上刚直秉正、侠义热肠的血性男子，固然值得塑造，值得仰视，但他们在内在思想情感的性质上，往往还接受不了封建时代的青年男女为了人生自由而实行的一次私奔。
有的戏，把一种简明的正义付之于一个宏大的政治行动；有的戏，则以一种柔婉而坚毅的个人行动，挑起了一副包含着开拓性因素的思想重担。元杂剧中的许多婚姻、恋爱题材的作品，属于后者。郭沫若认为，《西厢记》是洋溢着伟大反抗精神的元代文学中最完美、最绝世的作品，也就是从这种举重若轻的意义上说的。是的，杀死一个恶人，这种反抗带有即时性和具体性，而许多优秀的婚姻、恋爱题材的剧作，则往往充满着全盘性的反抗精神。
元杂剧艺术家通过婚姻、恋爱题材来寻求新的精神力量、歌颂新的美好追求的时候，尤其倚重青年女子。一般说来，在这类题材的男女主人公之间，女主人公的形象大多更完整、更丰满、更值得人同情。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式的封建社会里，在婚姻、恋爱问题上，妇女所受的束缚更多，所遭的灾难更重，要起而反抗，会遭到的困难也更大。有鉴于此，妇女的追求和奋斗，就必然是一种特殊强度
的追求和奋斗，更能显现出内在精神的重量。在同样的反抗性行为中，青年男子可能会遭到斥逐，遇到困厄，一次次地被女方父母赶到功名场中强提自己的身价，但青年女子要付出的代价远胜于此，她们几乎是把自己的全部人生都拚上了。因此，青年女子的美好追求，也便更具有令人激动的审美价值。
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在元杂剧艺术家的笔下，一批地位卑贱的青年女子以格外响亮的呼喊投入了这种新追求，成了艺术家所寻求的新的精神力量的重要支柱。红娘，正是她们的代表。红娘本人，并不是恋爱事件的当事者，但她以鲜明的旗帜，以无私的勇敢，以公子小姐队伍中很难见到的干练和泼辣，参与了这场并不轻松的战斗。正因为她不是当事者而担当其事，她对婚姻、恋爱的观念才更显得纯净和理想化。她在不夹杂个人需求的前提下，冒险成就他人的好事，使得她在实现“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宗旨上比当事者崔莺莺和张生更透彻、更完满。在王实甫笔下，崔、张的婚事，离开了红娘的帮助几乎是无法成全的，而红娘的特殊力量，多半正是她作为丫环这种“卑贱者”的身分所给予的。即使不把王实甫的思想抬得太高，我们也有把握断言，他已在这种不仅思想非正统，而且身分也非正统的“卑贱者”身上，看到了特别耀眼的思想闪光，并愿意把自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