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缅怀之梦
五 缅怀之梦 (第2/3页)
批舍身取义的人。先是赵氏孤儿的妈妈（也就是晋灵公的女儿）把孩子托咐给一位经常出入驸马府的民间医生程婴，为了消除程婴对于泄密的担忧，自己立即自缢身死；程婴把赵氏孤儿藏在药箱里，企图带出门外，被守门将军韩厥搜出，没有料到韩厥也深通理义，放走了程婴和孤儿，自己拔剑自刎；屠岸贾得知赵氏孤儿逃出，竟下令杀光晋国一月以上、半岁以下的婴儿，违抗者杀全家，诛九族，程婴为了拯救晋国的婴儿，决定献出自己的婴儿来替代赵氏孤儿，并由自己承担“窝藏”的罪名，一起赴死；原晋国大夫公孙杵臼深深地赞成和感佩程婴，但又觉得程婴还太年轻，立即赴死显然太早，于是硬要以自己苍老的身体来代替程婴，并要程婴去揭露自己，结果公孙杵臼在招认了隐藏赵氏孤儿的罪名后撞阶而死，而被屠岸贾拔剑砍死的婴儿正是程婴自己的孩子……
这么多人的牺牲，换来了真正的赵氏孤儿的安全。二十年后，程婴告诉了他这一切，他就把复仇的烈火喷向了血债累累的屠岸贾。
《赵氏孤儿》的作者是大都人纪君祥。他的情况，我们很不清楚，但从这个剧本看，他至少是一个敢作敢为、勇于裁断的艺术家。他对于历史剧的创作观念，较少拘谨，较多自由。他不是在以戏剧形式再现历史，而是凭借着历史材料在进行着自己的艺术创造。即便是不太细心的读者也不难指出。《赵氏孤儿》所表现的那一个历史事件，与《左传》、《国语》、《史记》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的。纪君祥是不是凭借着另一种史料呢？不是。他凭借着元代的社会客观现实和社会精神需求，凭借着自己的创作个性，对史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取舍和改造。结果，在他笔下出现的，虽然还是春秋故事，却又是地地道道的元代的《赵氏孤儿》，纪君祥的《赵氏孤儿》。
象一切成功的历史剧一样，《赵氏孤儿》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处所倒是它突破史料的地方。从善的一方面论，如程婴把自己的独生儿子替上，并亲眼看到屠岸贾把他剁为三段的情节，在戏里至关重要，然而是虚构的；连屠岸贾亲自派出的守将都归向于善，不惜杀身成仁的情节，对于表现善的力度和广度自然也是精彩的，然而这也只是作者的一种设计。就恶的方面论，屠岸贾故意构陷贤良的赵盾，为搜孤不惜杀尽全国婴儿等令人发指的内容，同样是艺术创造的产物。采取这些措施，艺术效果是明显的，至少使得这出戏强烈而集中，产生一种极其浓郁的悲壮感。但是，这种艺术效果又是通向什么社会心理效果的呢？纪君祥写出这么一出引泪、烫手的剧本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就象马致远把一个“汉”字写在《汉宫秋》剧名的首位一样，纪君祥把一个“赵”字写在《赵氏孤儿》的首位，也是别有深意的。
赵，乃是刚刚灭亡了的宋代皇家宗室的姓氏！
剧中公孙杵臼唱道：“凭着赵家枝叶千年勇，扶立晋室山河百二雄”。这里当然有着不是少数人才能听出的弦外之音。反元复宋，把大宋的余泽长期保存，百死不辞地争取和等待复仇的那一天，这在《赵氏孤儿》中是一种呼之欲出的意蕴。
在黑暗的年代，历史剧采用这样的借喻和影射，并不奇怪。事情的难点只在于，一要使这种急迫的现实需求具备充分的历史依据，即象剧中设计的这样的事件，在春秋时代完全有可能发生，剧中所流溢出来的壮烈情怀，在春秋时代确实存在；二要使这种以历史面貌出现的故事，在现实的观众群中立即能点起理解的烈火，而不应让作者的真实意向被历史的衣履包裹得过紧过密，以至使台下的广大观众无法轻捷地领悟。《赵氏孤儿》在这两方面都是出色的，乍一看它完全是在叙说春秋旧事，追寻祖先雄魂，但是当它一旦出现在元代的艺术舞台和生活舞台上，当“赵家枝叶”、“赵家山河”之类的词语不断从演员口中吐出，当众多的角色为了在血腥气中保存赵氏根苗而前仆后继的情节活生生地展现在观众眼前，不难设想，那些由赵宋王朝生活过来的观众会是如何地热血沸腾。这当然不仅仅是词语上的联想，而是戏剧和观众在现实感受上的逼近以至融合，其实，在赵宋王朝尚未最后灭亡的时候，赵氏孤儿的历史事件已经在许多具有民族气节的志士仁人的心目中产生了强烈感应。例如文天祥就在诗中写道：“夜读程婴存赵
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无锡》）“程婴存赵
真公志，赖有忠良壮此行。”（《使北》），从这样的诗句看，不必讳言，在宋元之交，赵氏孤儿的故事已成了一种全社会心照不宣的共同政治隐语，而文天祥本人最后的凛然壮举，显然也受了这个故事的深刻影响，受了程婴形象的默默滋养。
既然文天祥以“程婴存赵”为榜样而未能延续赵宋王朝的命运，那么，曾几何时，纪君祥在元代戏剧舞台上重现“程婴存赵”的故事，不正是对文天祥的一种继承么？“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剧的奥秘，就在于留取历史上的丹心，照亮并鼓舞现实生活中的抗争。一个“赵”字，抑或一个“汉”字，只是一种外在的点拨，一种过渡的扶杖，它们的职能，在于引导着人们去领受内在的、贯通古今的历史精神。
历史剧在以一种内在精神贯通古今的时候，究竟是重古还是重今呢？一般说，在外在形貌上重古，在内在精神上重今。质言之，《赵氏孤儿》与其说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时代，不如说更真实地反映了元代。当然，这是一种曲折的反映，一种以戏剧家强烈的主观情绪为中介的反映。为什么《赵氏孤儿》要让志士仁人们流那么多的鲜血，作出那么大的牺牲？这完全是因为，纪君祥所目睹的元代社会现实太黑暗了，他心中积郁的忿恨太深重了，他知道要与如此黑暗的世道较量，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可怕了。这样，他就从审美形式的强烈程度，折射出了他所立足的这个时代。在元代本身，在纪君祥周围，未必有象《赵氏孤儿》中描写的那样惨烈的战斗，甚至当时还可能只是呈现出一派沉默，平庸的景象，但是，艺术的崇高职能，并不只是反映拥塞于身边的事实，而在于对身边的现实作出理想化的反响。这种以审美方式作出的反响，也是一种反映；这种以义无反顾的决绝方式表现出来的主观意念，也是对产生这种意念的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这种对历史精神的缅怀和呼唤，也是对需要这种历史精神的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映。因此，从题材古远的《赵氏孤儿》，我们首先看到了元代知识分子的激愤情怀，然后看到了元代社会的精神需求，最后，我们也曲折地看到了元代社会的黑暗面貌、阴冷现实。就在这种幽深而蕴藉的审美过程中，《赵氏孤儿》发挥出了它特殊而又巨大的艺术魅力。许多优秀的历史剧，与之相类。
《赵氏孤儿》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元代的精神需求，而且还以整个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代表出现在国际文化界。《赵氏孤儿》早在十八世纪就被介绍到欧洲，曾引起了欧洲许多伟大艺术家的关注。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和德国大文豪歌德甚至还受它的启发，写过在情节上故意与它近似、在旨趣上又有民族性差别的作品。把这些作品稍加对照，可以有助于理解《赵氏孤儿》中所包含的民族精神。
伏尔泰
在一七五五年写了一出题为《中国孤儿
》的剧作，把故事拉到了成吉思汗的时代，基本情节如下：成吉思汗早年游历到燕京，结识过一个美丽的少女叫叶端美（Idame），但是，叶端美的父母见成吉思汗是少数民族，就不让女儿与他往来，并且很快把叶端美嫁给了大臣尚德（Za
ti）。五年后，成吉思汗席卷中原、摇撼宋廷，宋皇无奈，把自己的婴儿托给尚德抚养。这件事不久败露，成吉思汗逼索婴儿，尚德决定交出自己的婴儿来代替朝廷遗孤。然而尚德的妻子叶端美坚决反对，她认为，天底下应该人人平等，皇帝的婴儿和百姓的婴儿价值相等，为什么要以一个婴儿的死去换取另一个婴儿的生？为什么忠义精神竟包含着如此残酷的内容？她决定直接找成吉思汗评理。成吉思汗见到五年前的心上人，又惊又喜，宣称如果叶端美肯嫁给他，两个婴儿都可保全。尚德本着忠于宋廷的精神，劝妻子叶端美答应这个条件，但叶端美却劝丈夫与自己一起自杀，让成吉思汗看一看夫妻俩紧紧拥抱着的尸体。见此情景，成吉思汗终于深深地被感动了，他停止了暴虐，成了贤明君主。
首先，《赵氏孤儿》里的关键性情节——换孤，在伏尔泰这里受到了否决。叶端美以欧洲启蒙主义者的平等观念，从根本上批判了忠义精神。这实际上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对于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否定和更替。其次，《赵氏孤儿》中的强烈复仇思想到了伏尔泰手下却被重重恋爱所包裹、所消溶。在《赵氏孤儿》中，屠岸贾是政治野心的化身，因此义士们必须以铁和血的政治谋略去对付；在《中国孤儿》中，成吉思汗本身就是一颗多情的种子，因此可以用壮烈的情感洪波把他感化。在两相比照中，人们很容易地看到，《赵氏孤儿》闪耀着理智和意志的冷光，《中国孤儿》散发着人性和情感的热量；《赵氏孤儿》面向着政治和社会的大局，《中国孤儿》立足于夫妻和亲子的关系。总体说来，《中国孤儿》所依附的思想基础比《赵氏孤儿》更前进了一步，但《赵氏孤儿》仍然可以以自己所体现的严峻逻辑傲视《中国孤儿》的温煦梦幻。《中国孤儿》中所体现的自然情感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是无法实现的，成吉思汗巧遇五年前的情人而回心转意的情节勉强地使这种情感获得了胜利，但那毕竟是一种过于纤巧的安排、过于奇特的构想。中国人比较现实，明智的儒家思想锤炼了他们的观念和理智，约束了他们的自然情感，使他们具备了一种正视社会现实的坚毅精神。他们习惯于用政治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用严峻的公理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用恋爱的贞诚来检验婚姻问题，而并不把恋爱和情感置之一切社会问题之上，使它们几乎足以囊括一切。例如面对元代这样黑暗的政治环境，面对不少近似于屠岸贾那样的独裁寡头和政治势力，在中国人看来，《赵氏孤儿》所体现的精神要比《中国孤儿》所体现的精神更切于实用。《中国孤儿》以平等观念为武器对忠义思想的否定是大体正确的，但以人情和恋情为武器对复仇精神的否定则并不见得高明。欧洲启蒙主义的思想，既在总体上高过于迄止元代的中国传统思想，但又不能处处凌驾于中国传统思想之上。
歌德
也曾写过一个题为《埃尔泊诺
》（Elpe
o
）的未完成的戏剧作品，有意摹拟《赵氏孤儿》中最后一部分情节。《赵氏孤儿》最后有奇巧的一笔：孤儿终于被当作程婴的儿子被保存下来了，独夫屠岸贾为了褒奖程婴的检举之功，竟把孤儿认作义子抚养多年，待到孤儿长大，了解了全部情况，毫不犹豫地亲手杀死了“义父”屠岸贾。《埃尔泊诺》则写一个弟弟杀死了哥哥，并把哥哥的儿子抢来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待到这个孩子长大，知道了自己名义上的父亲、实际上的叔叔的罪行，准备为自己的生父报仇。写到这里，歌德搁笔了，他一直未能把这个剧本写完。歌德为什么写不下去了呢？原来，在中国的观众看来，赵氏孤儿举刀杀掉“义父”屠岸贾是理所当然之事，而歌德却不忍心看到这种场面的出现。歌德考虑到了这位“假父亲”十余年来真心诚意的抚养，想到了孩子的成长过程与这位“假父亲”密不可分，也想到了孩子对于真正的父亲的概念却还是抽象、空洞的。因此，在歌德看来，这个成长了的孩子向“假父亲”举起刀来的时候不会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的。严格说来，他头脑中那些本于基督精神的仁爱思想根本不容许这个孩子举刀复仇，让那个与自己有着密切情感联系的人倒毙在血泊之中。从这里，我们又可看出中国民族精神中那种高度冷静的理智，以及复仇思想的决绝性质了。
总的说来，《赵氏孤儿》的情感形态是单向的，服从于更高的社会政治原则的；而伏尔泰、歌德的剧作，情感形态是多元的，并以自身为目的。利耶？弊耶？很难简单裁定，因为这首先不是艺术处置问题，而是民族的心理习惯、时代的心理风尚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研究元代另外一些呼唤历史雄魂以一振衰败现实的历史剧。这些历史剧的锋芒，是及不上《赵氏孤儿》的了。
三、《单刀会》
这是关汉卿所写的一出三国题材的历史剧。剧情甚是单纯：
吴国的鲁肃，想从蜀汉守将关羽手中索回战略要地荆州，但又慑于关羽的武勇，不敢贸然伸手。他想了一个办法，准备设宴款待关羽，在宴席上软硬兼施，先礼后兵，逼着关羽把荆州交出。当他把这个计策考虑定当，找有关人员商议的时候，有的人一味回顾关羽的赫赫功业，认为逼交之计欠妥，有的人则不愿到这个危机四伏的宴会上去作陪。鲁肃急于事功，仍然设宴邀请关羽。
关羽明知这个宴会别有用意，但出于英雄襟怀，还是单刀赴会。宴席之间，鲁肃依计行事，不料关羽凭着一腔豪情、一身胆气，在唇枪舌剑中把鲁肃搞得十分被动，一筹莫展。最后关羽的儿子关平前来接应，关羽脱离险境，凯旋而归。
这出戏的情节关键，显然在于展现关羽和鲁肃在宴会上面对面斗争的一个场面。但是，关汉卿对于这出戏的兴趣，并不在于情节，而在于关羽的精神风貌。因此，他采取了颇为独特的结构方式。全剧共四折，关汉卿竟让主角关羽到第三折才出场，而在第一、第二折中放手展开对关羽的精神风貌的铺垫和烘托。鲁肃去找两人商议，结果两人的意见各写了一折，这两折情节进展是迟缓的，却从两个侧面把关羽的精神风貌勾勒得清清楚楚。鲁肃前去商议的第一个人乔公以一个历史过程对关羽作了远距离的总体概括，鲁肃前去商议的第二个人司马徽则以一个朋友的身分对关羽作了近距离的具体描摹。这样，戏过去了一半，主角还未出场，但主角的形象却已呼之欲出。待到关羽出场后单刀赴会，关汉卿的艺术重心仍然不在于危机的设置和解除的情节过程之中，而在于关羽进入危机前和脱离危机后的神情意态。这就是关汉卿不同于一般剧作家的地方。
《单刀会》有几段唱词脍炙人口，其中最有名的一段就是关羽在前去赴宴的途中对着滚滚江流唱的：
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
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另一段，则唱于脱离危险之后：
我则见紫袍银带公人列，晚天凉风冷芦花谢，我心中喜悦。昏惨惨晚霞收，冷飕飕江风起，急飐飐帆招惹。承管待、承管待，多承谢、多承谢！唤梢公慢者，缆解开岸边龙，船分开波中浪，棹搅碎江心月。正欢娱有甚进退，且谈笑分明夜。说与你两件事先生记者：百忙里趁不了老兄心，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
这是何等的风度！这是何等的笔力！这样的段落，我们不能当作一般的唱词来读，而应该看作是作者的艺术目的的集中流泻。
荆州究竟应该归吴还是应该归蜀，对于这桩古老的历史公案，到了元代的关汉卿那里，已不会引起太大的兴趣，关汉卿因此并未在这出戏中展开善恶是非之争。他并没有偏执地让关羽独戴正义的桂冠，而让鲁肃承担邪恶的罪名。关汉卿在这出戏中欣赏和追求的，只是关羽豪迈的情怀，雄壮的气度。剧作家并不想过于严厉地鞭笞鲁肃，但既然把鲁肃放在对立面的位置上，那么很抱歉，只能让他在对比中相形见绌了，只能让他在浩荡雄风前显得比较萎琐、比较烦人了，只能让他承受关羽的嘲弄，也承受戏剧家和观众的嘲弄了。因此，我们在《单刀会》中看到的，主要是两种情怀、两种气度的比照和较量。即使荆州本该归还吴国，鲁肃的索讨不无理由，关汉卿也要为关羽的豪情壮采叫好！在这里，人物的情怀、气度与历史的功过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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