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团圆之梦
六 团圆之梦 (第2/3页)
家们，使他们合乎必然地唱出了一支支悲凉的歌。戏剧领域里的《长生殿》和《桃花扇》，小说领域里的《红楼梦》，都是如此。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代，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仍可看到《西厢记》的深刻影响。美好的理想之火虽然黯淡了，但未曾熄灭，无论在生离死别之间、激泪滂沱之时，都有它在隐隐闪耀。在已经不可能产生《西厢记》这样的作品的时代，人们仍在狂热地阅读着《西厢记》，上演着《西厢记》，把它作为社会、人心的养料。例如，那位放达有趣、生不逢辰的金圣叹，就对《西厢记》倾注过极大的热情，他用故意夸张的言词写道：
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此人日后定堕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
若说《西厢记》是**，此人只须扑，不必教。何也？他也只是从幼学一冬烘先生之言，一入于耳，便牢在心。他其实不曾眼见《西厢记》，扑之还是冤苦。
……
《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
《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也。
《西厢记》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洁清也。
《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
《西厢记》必须尽一日一夜之力一气读之。一气读之者，总揽其起尽也。
《西厢记》必须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读之。精切读之者，细寻其肤寸也。
谁说《西厢记》不好，金圣叹竟主张去“扑”他。以动武来解决文事，当然是在说金圣叹式的过头话。但无论如何，金圣叹对于《西厢记》的推崇之情是十分真挚的。金圣叹说这番话，离《西厢记》问世已有三百多年。一部三百多年的剧作竟能引起如此深挚的喜爱，足见其在后代人民中的巨大影响。直到现代，这个剧目还一再地被上演、被改编，而且这种热情一定还会继续下去。《西厢记》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地位，实在不可低估。
二、《望江亭》
对于生活在元代的王实甫来说，《西厢记》所采用的是一个从唐代延续下来的历史题材。为了表述自己的爱情理想，他所设计的爱情方式在中国封建时代带有较大的普遍性，并未十分显露地展现出元代的时代特征，尽管在其基本精神上也离不开戏剧家所立足的土地的滋养。那么，如果让这种美好的爱情理想更紧密地与元代的黑暗现实联系起来，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在这方面，伟大的关汉卿作出了漂亮的回答。
毫无疑问，在鬼魅横行的元代，正常的情感会受到更多的阻难，爱情的理想会面对更骇人的荆棘，因此，通向这一理想的爱情方式本身，也会变得更泼辣、更险峻。《望江亭》一剧，就是这种险峻的爱情方式的典型代表。人们看到，在那里，寺院花荫间的情感递送，已无法达到爱情理想的实现，于是，只能让它变成一场风波江上的生死搏斗。
《望江亭》的故事，带有很大的传奇性：
少妇谭记儿和书生白士中都失去了原先的配偶，经人介绍，结为夫妻。谭记儿美丽、聪明，白士中风度翩翩，两人相许白头偕老，是很美满恩爱的一对。白士中到潭州做官，谭记儿随从同往。
这件美事，被一个混世魔王杨衙内所嫉恨。此人早就听说过谭记儿的美貌，很想把她居为己有，因而就到皇帝面前诬告了白士中。糊涂的皇帝听信了杨衙内的诬告，竟颁赐给他势剑、金牌、文书，特许他全权处理此事。杨衙内立即赶往潭州。白士中听到这个消息，心烦意乱，不知所措。没想到谭记儿倒镇定自如，她请丈夫等着看，自己将如何发付杨衙内的“赖骨顽皮”，叫他“满船空载月明归”。
谭记儿打听到了杨衙内来潭州的行程。中秋节晚上，皓月当空，杨衙内的船停泊在望江亭畔，主仆几人正在喝酒赏月。谭记儿化装成一个渔妇，驾着孤舟一叶，来到望江亭边。她对正在喝酒的杨衙内说，刚刚捕到一条金色鲤鱼，特来献给相公下酒，她还可以当场把鱼切成细细的薄片。杨衙内是个酒色之徒，被这位“渔妇”光艳照人的外貌所震惊，立即神魂颠倒，拉着谭记儿一起喝酒。谭记儿假装亲热、放荡，杨衙内喜出望外，把这次到潭州去的使命都告诉了谭记儿。为了向这位天仙般的妇人卖弄，他还乘醉拿出前去处置白士中的势剑、金牌、文书。谭记儿故意装出对这一套官场事务的无知，只是劝杨衙内和他手下的人喝酒。杨衙内写出轻佻的诗词来挑逗，她也自称“略识些撇竖点划”，以更放浪的词句来应和……不久，杨衙内和手下人都喝醉了，叫也叫不醒，谭记儿如入无人之境，把刚才看到的势剑、金牌都藏在自己身上，把刚才乱写的淫诗浪词替换了朝廷文书，跨上自己的小船，乘着月色，划过波涛，飞也似地凯旋了。
杨衙内他们到第二天早晨才醒来。一看，不仅美丽的渔妇不见了，连势剑、金牌也找不到了，一摸幸好文书还在，于是就急急赶到潭州去捉拿白士中。杨衙内来到潭州公堂，面对白士中展开文书一读，人们听到的竟是淫诗浪词，他楞住了，审判者和被审判者于是就调换了过来……一个正直的巡抚了解了这一案情，严厉惩处了杨衙内，为白士中洗雪了冤屈。谭记几和白士中这对恩爱夫妻“从此无别离，百事长如愿”。
这出戏的浪漫色彩是显而易见的。从力量对比来看，一面是背靠朝廷金銮、手握无上权力、气势汹汹扑面而来，一面是被诬告陷害、既无辩驳余地、又无招架之功，似乎只能等死。白士中之所以还能存活几天，完全是因为潭州离京城路途遥远，杨衙内一时无法赶到而已。这个前来杀害白士中、抢夺谭记儿的杨衙内，并不是《西厢记》中来抢崔莺莺的不逞之徒孙飞虎，他手中既然握有最高统治者交给他的权柄，因此也就不可能再出现一个类似“白马将军”的人来及时地替白、谭夫妇解围。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白士中、谭记儿几乎失去了一切生机，即使还有一线生机，也只能靠他们自己的拚搏了。当然，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殊死的拚搏，按理也应该是以丈夫白士中为主的，但这位善良的书生深知情势险恶，不敢去惹朝自己扑来的“花花太岁”。这样，一线生机就显得更脆弱了，如果不是在女主人公谭记儿身上迸发出奇迹般的智慧和力量，就一切都完了。
令人惊异的是，谭记儿身上果真迸发出了奇迹般的智慧和力量。她靠着一个民间妇女的柔弱力量，战胜了一支从京城出发的罪恶势力，她以小小一叶孤舟，击败了威势逼人的庞大官船，她以几句调弄，逆转了黑云压城的可怕形势。更令人惊异的是，她战胜得那么轻松，那么从容，在她摆出的战场里，只有清风、明月，只有静江、画亭，只有笑语、酒香。
人们为白士中捏一把汗，也为关汉卿捏一把汗。因为关汉卿要用自己的一支笔可信地把这一切扭转过来，也是一个极为险峻的任务。事实证明，关汉卿成功了。他所写出的谭记儿的行动，奇特而又合理，难于置信而又令人信服。从谭记儿这方面来看，她舍此险途已别无生路，巨大的险情逼出了巨大的勇气和智慧，为了拯救自己和丈夫，她已不可能再有任何犹豫、羞怯、畏葸的时间，她只能倾注出人生的最大能量；从她的敌人杨衙内这方面看，这个酒色之徒的这次恶行，全部发端就在于垂涎谭记儿的美貌，因此，当这种美貌本身化作一种正义力量的伪装来对付他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被降服了。这正可谓“发之于斯，终之于斯”，自食其果。总之，在这场较量中，表面脆弱的一方积聚了自己不得不积聚的惊人力量，而表面强大的一方却攀附在一种很见不得人、因此也很虚弱的私欲之上，关汉卿出色地表现出了两方面的这种两重性，结果使他笔下出现的大幅度逆转显得合乎情理。
关汉卿能让谭记儿化险为夷，除了高明的编剧手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观众之中唤起了对一种爱情理想的热烈憧憬。这种憧憬是那样的迷人，以至使广大接触过这一剧目的观众都心旌摇曳，可以容忍和赞许它的一切大胆的艺术措置。
谭记儿是一个戏剧人物，更是一种爱情理想的化身。由理想本身创造出来的各种奇迹，人们一般都是能够容忍的。浪漫主义之所以有较大的自由度，原因就在这里。它集理想化
与奇迹化
于一身，常常突破写实主义的习惯框范。
那么，谭记儿究竟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爱情理想呢？
首先，这种爱情理想主张：夫妻间要一心一意
，白头偕老
。谭记儿和白士中的婚姻，曾有人介绍，但并不盲目。谭记儿绝不为情欲而结婚，她已守寡三年，未曾忘却亡夫的旧情，未曾动过苟合的念头。在与白士中相识之前，她已真心诚意地提出要入空门当尼姑，她对一位老尼姑说：
怎如得您这出家儿清静，到大来一身散诞。自从俺几夫亡后，再没个相随相伴，俺也曾把世味亲尝，人情识破，怕甚么尘缘羁绊？俺如今罢扫了蛾眉，净洗了粉脸，卸下了云鬟；姑姑也，待甘心捱您这粗茶淡饭。
另一方面，她的这种念头，也并不出于“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贞节观念。她只是厌弃那种拥塞四周的虚假之情，宁肯捱受粗茶淡饭的生活。如果不讲任何道理，一味固守“不嫁二夫”的信条，那就与那种仅仅满足情欲的婚姻走了两个极端，两者同样都是盲目的。谭记儿不是这样，她既不随便也不固执，而是以一种健康、合理的情感标准作为自己再嫁的前提。她在结识了白士中之后，曾当着白士中的面向撮合其事的媒人老尼姑提出了这种情感标准：
你着他休忘了容易间，则这十字莫放闲，岂不闻；“芳槿无终日，贞松耐岁寒”。姑姑也，非是我要拿班，只怕他将咱轻慢；我、我、我，撺断的上了竿，你、你、你，掇梯儿着眼看。他、他、他，把凤求凰暗里弹，我、我、我，背王孙去不还；只愿他肯、肯、肯做一心人，不转关，我和他，守、守、守，白头吟，非浪侃。
这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非常难得的一份合理的婚姻宣言。戏剧家特意运用了顿挫的语言手法来表现女主人公的羞怯和强调，而在“你、你、我、我、他、他”中，中心意思却十分明确。“芳槿无终日”，这是爱情领域里最容易发生、也最需要提防的现象；“贞松耐岁寒”，这是爱情领域里最不容易获得、却又最可宝贵的品格。这种宝贵品格的主要标志就是两方面都“肯做一心人，不转关”，直至白头偕老。应该说，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方式下，这种情感标准是很可肯定的，不管在中国的范围内，还是在世界的范围内。
其次，谭记儿所体现的婚姻理想主张是：有着坚实的情感基础的婚姻不应受到侵犯
。随时随地准备为捍卫美满的夫妻关系而斗争，是夫妻们的神圣职责。谭记儿刚刚获得凶讯便毅然投入战斗，就是在履行这种职责。在这里，别无其它选择，也毫无犹豫的余地，身处污浊之世，面对遍地蛇蝎，只能靠斗争来维护纯洁的情感和美满的婚姻。关汉卿所设置的戏剧情境告诉我们，只是在婚前确定合理的情感原则，婚后能各自遵守、互相敬重，还远不能保证白头偕老。只有既调节内部关系，又抵御外来侵袭，才能使“终成眷属”的男女青年走完人生的情感长途。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厢记
》以满意的结合为终点，而
《望江亭
》则以满意的结合为起点
。崔莺莺月下花荫的行径与谭记儿月下江上的行程可以连贯起来，组合起一条在黑暗世界中实现美满婚姻的艰辛长途。
因为捍卫美满婚姻有着毋庸置疑的理由，所以也就应该相应地表现出迅捷的决断力。为此，关汉卿让谭记儿在自身行动系列上出现了一些鲜明的对比。她在考虑要不要与白士中结合时是十分慎重、甚至颇为犹豫的；他在猜测白士中为什么收到一封家书之后忧心忡忡时是疑虑重重、甚至想入非非的，但当她一旦知道原来是杨衙内要来破坏他们的家庭，她却立即爽然回答：“原来为这般！相公，你怕他做什么？”这种无畏和迅捷的反应，十分形象地表现了关汉卿所赞赏、广大观众所欢迎的一种情感节律。该慎重处则慎重之，该果敢处则果敢之。谭记儿犹豫、思虑的处所，都是为她和白士中的婚姻定质定性的时刻，而当这种婚姻的性质已定，她当然就要毫不退怯地来进行卫护了，哪怕面临着最大的危难。
第三，谭记儿所体现的婚姻理想还主张：结合的男女双方应该平等
，扭转
“男尊女卑
”的邪风恶习
。在谭记儿、白士中结合的过程中，关汉卿处处让谭记儿处于优势。尽管谭记儿是个三年未嫁、几欲出家的寡妇，白士中是一个正在赴官的得意书生，但在他们相识之初，痴心追求的是白士中，慎重考虑的是谭记儿；尽管谭记儿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弱质女子，白士中是一个社会游历比她广得多的男子，但当他们面临危难时，出主意、下决心并亲自出马解除危难的不是白士中，而是谭记儿。这种设计本身，就是对“男尊女卑”思想的一种有力抨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这种设计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但是又有着深广的现实基础。即便是在当时的万千民间家庭中，撑持家庭门楣、执掌情感枢纽的也往往是妇女，无数艰难的处境，无数生活的重负，都由她们应付着，只不过那些道学家们不予承认罢了。关汉卿以奇肆的笔触为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作了新的、合乎事实的认定。在关汉卿笔下，谭、白的家庭固然以男女平等的诺约为前提，却又以女方为重心，而且这个重心还呈现出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即在剧情故事结束后的家庭生活中，谭记儿的地位必将进一步升高。这种明确的构想，对于封建道学家们所宣扬的家庭伦理秩序简直带有论辩的性质。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望江亭》用艺术的方法展现了一种相当完整的爱情观念和家庭观念。关汉卿能把它写出来，观众能接受它，证明这种观念在元代已不是一种稀世奇论，而是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这是一种民间的伦理学，健康、粗犷、充满生气，封建道学在它面前，显得苍白、干瘦、陈腐不堪。关汉卿和他的观众们无权无势，既无法在上层领域与道学家们面对面地对峙，也无力刊行系统的传播新鲜观念的著述，他们只能靠鲜明的形象、完满的团圆、纵声的大笑，来表现自己在观念上的胜利，来宣告自己在社会上的坚实存在。
此后，人们在研究封建社会里中国人民的爱情观念和家庭观念时都不应忘记谭记儿的形象，不应忘记这位美丽的少妇为了卫护自己第二次获得的爱情和家庭所采取的冒险行动，不应忘记她“一撒网，一蓑衣，一箬笠”，披星戴月的夜半行程。
三、《救风尘》
谭记儿和白士中所遇到的磨难还不是最可怕的。在社会地位比他们这对夫妻更低、而斗争勇气和谋略又不及谭记儿的人们中间，爱情理想受到了更严重的考验。《救风尘》告诉我们，即便在把人类尊严和情感糟塌得不成样子的卑污之地，爱情理想的火光也没有熄灭，为爱情理想所作的斗争也未曾停止。关汉卿以非凡的艺术魄力，把他所憧憬的人类正常情感的旗幡，插在汴梁妓院之中。
这又是一个饶有兴味的喜剧故事：
妓女宋引章一心想跳出火坑，找一个合意的郎君。后来遇到了一个止京赶考的书生安秀实，两下有情，挽请另一位妓女赵盼儿作媒人，订下了婚约，准备等安秀实应考回来后完婚。
然而，不久之后，宋引章却受到了一个有钱有势的嫖客周舍的笼络。周舍既舍得花钱，又甜言蜜语，讨得了妓院鸨母的欢心，也引起了宋引章的好感。他千方百计地诱娶宋引章，这位单纯柔弱、又有点虚荣享乐思想的姑娘竟然同意了。赵盼儿前去劝说，要宋引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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