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团圆之梦

    六 团圆之梦 (第3/3页)

忘了安秀实、不要被周舍所迷惑,但未能奏效。

    周舍霸占宋引章之后,很快就玩腻了,不仅继续在外寻花问柳,而且还对宋引章百般虐待。宋引章满脸愁苦、满身伤痕,十分后悔。在走投无路的困厄之中,她捎信希望赵盼儿能来救助。赵盼儿一得到消息,又气又恨,决心设置一个圈套让周舍上当,把宋引章救出来。她深知周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酒色之徒,就花了点功夫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迳直去找周舍。

    周舍一见这个光艳耀眼的美人原来就是阻止过他与宋引章结婚的人,心里好不自在。但赵盼儿却告诉周舍,她早就看上了他,没想到他竟娶了宋引章,所以她当初要反对。周舍一听,喜不自禁,立即要娶赵盼儿。赵盼儿要他先休了宋引章再说,周舍犹豫了一阵也就同意了,写下了休书,解除了他与宋引章的婚约。

    宋引章获得了自由。周舍当然也找不到赵盼儿了。他到官府告赵盼儿拐走他的妻子,赵盼儿和宋引章出示了他刚写下的休书;而正在这时书生安秀实又来告发周舍抢夺他的妻室。太守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惩罚了周舍,把宋引章仍然判归安秀实为妻。

    与《望江亭》不同,这出戏不仅写了实现美满的爱情理想所必然要遇到的客观阻力,而且还写了实现这种理想的过程中经常要出现的主观障碍。谭记儿只要斗倒杨衙内就可以了,而宋引章却还要以痛苦的代价清除掉自身那些妨碍自己获得幸福的污浊。这样,作为主角的赵盼儿,不仅是从周舍手中救出了宋引章,而且也是从宋引章自己的手中救出了宋引章。不妨说,赵盼儿是从两个方面,在两条战线上捍卫了她心目中的爱情理想。关汉卿也是在双重意义上,构造了他的团圆之梦。

    《救风尘》这出戏有着一个前提性的观念,那就是:一切沦于烟花的妓女,也都有着自己美好的爱情之梦、婚姻之梦。用剧中的话来说,这些“俏女娘”无一不在“觅前程”。关汉卿的笔,即使写龌龊之地也不是消极地呈现龌龊,在《救风尘》中,我们竟然不断地看到这些卖笑女子在认真地讨论着婚姻问题!这种讨论是那样的实际和严肃,不使人觉得是一种毫无希望的痴心妄想,只使人感到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执着追求。在这种讨论中,赵盼儿的思考是有代表性的。她时时叹息着自己的婚姻前程:“我想这门衣饭,几时是了也呵”;但真的要选择可意的郎君,却是十分不易。小而言之,选择的标准难于确定:

    姻缘簿金凭我共你,谁不待拣个称意的?他每都拣来拣去百千回,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

    大而言之,整个社会对于妓女们的婚姻设置了重重障碍:

    咱这几年来待嫁人心事有,听的道谁揭债,谁买休。他每待强巴劫深宅大院,怎知道摧折了舞榭歌楼?一个个眼张狂似漏了网的游鱼,一个个嘴卢都似跌了弹的斑鸠。御园中可不道是栽路柳,好人家怎容这等娼优。他每初时间有些实意,临老也没回头。

    那一个不因循成就,那一个不顷刻前程,那一个不等闲间罢手。他们一做一个水上浮沤。和爷娘结下不厮见的冤仇,恰便似日月参辰和卯酉。正中那男儿机彀。他使那千般贞烈,万种恩情,到如今一笔都勾。

    正是这可怕的现实,决定了妓女的婚姻很难美满。但是赵盼儿们绝不自暴自弃,她们一定要在这重重艰难中来实现美好的理想,争取圆满的结局。所以,清醒的赵盼儿一方面在叹息“这门衣饭,几时是了也呵”;另一方面又在叹息“端的姻缘事非同容易也呵”。她要在一条窄小的夹缝中走完通向理想的道路。既不放弃追求,也不忽视这种追求的艰难性。

    浓黑中的蜡炬,污秽中的珍珠,总是显得格外明亮。关汉卿就是通过这种让背景和精神本体造成巨大反差

    的对比手法,强烈地表现出了下层人民对于正常的婚姻生活的灼热憧憬。

    这种正常的婚姻生活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救风尘》展现了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正常的婚姻生活与淫滥之风势不两立

    。《救风尘》以妓女如何从良作为主旨,因此也就从侧面否定了娼妓制度。赵盼儿对周舍的批斥,主要是“你一心淫滥无是处”,“淫乱心情歹,凶顽胆气粗”。谁说妓女一定是淫荡的呢?关汉卿塑造出了由衷地厌恶淫乱的妓女形象。在讨论择夫的标准时,赵盼儿告诫宋引章:甜言蜜语的嫖客是不能选作丈夫的。这就表明了她的婚姻理想与她目前所处的卑污环境绝对没有调和的余地。乍一看,妓女想从良,不少嫖客也想在妓女之中选择妻妾,两方面应该是容易“正中下怀”的吧?然而从赵盼儿对宋引章的告诫中可以看出,一切有头脑的妓女的从良愿望,与嫖客们的择妻愿望是十分抵牾的。这两种愿望根植在两种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彻底对立的社会观念和婚姻观念之上。剧中的周舍,不是一个一般的淫滥嫖客,而是一个试图用婚姻方式把淫滥生活固定下来的“丈夫”。因而他与其说是一种嫖客的典型

    ,还不如说是一种淫滥婚姻的典型

    。用婚姻方式使淫滥生活法定化,当然要比一般的淫滥生活更为可怕。但这种法定方式却是当时的社会秩序所许可和赞同的。因此,周舍这一形象的重要功用,在于以一种反面而又正统

    的婚姻观念,来反衬一种正面而又非正统

    的婚姻观念。无疑,关汉卿及其观众是赞成后者的。在他们看来,赵盼儿们的婚姻观念,比那些能够基本容忍周舍之辈行径的道学家们的婚姻观念,更为道德、更为高尚、更为干净。

    其次,正常的婚姻生活以

    “可意

    ”、“相知

    ”为基础

    。赵盼儿这样唱道:

    我想这姻缘匹配,少一时一刻强难为。如何可意

    ?怎得相知

    ?怕不便脚搭着脑杓成事早,怎知他手拍着胸脯悔后迟!寻前程,觅下稍,恰便是黑海也似难寻觅。

    以“可意”、“相知”作为择夫标准,这就构成了一种相当合理

    的婚姻原则的核心

    。赵盼儿提出的嫖客做不了丈夫的主张,还是比较外在的,是一种带有对娼妓制度的抗议的气话;事实上,她真正刻意追求的倒是内在精神的沟通。安秀实严格说来也是一个嫖客,但他文章满腹、为人老实,对宋引章的态度也比较专一,这就比较“可意”,也容易“相知”了,赵盼儿愿意替他与宋引章做媒。千万不要以为,只是由于安秀实和宋引章的婚约在前,赵盼儿才要竭力保护。如果宋引章与周舍订立婚约在前,与安秀实结识在后,赵盼儿也会努力促成宋、安结合的。从法律的角度看,在赵盼儿前去“救风尘”之前,宋引章与周舍的婚约要比宋引章与安秀实的婚约更为有效,因为宋、周也是“两厢情愿”,而且已构成了结合的事实,而这种结合也自然地否定了宋、安的婚约。但是,赵盼儿偏偏要否定一个有效的婚约,而去复活一个业已失效的婚约。原因就在于,那个业已失效的婚约更接近于“可意”和“相知”的原则,而那个有效的婚约则不然。合法的婚姻未必合理,合理的婚姻未必合法。赵盼儿的全部工作,就在于使合理和合法取得一致。她的对手周舍,正在合法的幌子下妄图长期维持不合理的婚姻,她的姐妹宋引章,正在合法的婚约的威慑下战栗。因此,她要赚取一纸休书

    ,使不合理的婚姻失去法律依据

    ,她又要撺掇安秀实去告状

    ,使合理的婚约重新变得合法

    。

    《救风尘》还十分具体地展现了宋引章和周舍之间的不合理婚姻,从而构成了对“可意”、“相知”原则的反衬。宋引章和周舍之所以能结合,是由于两方面都抱有谬误的婚姻原则。自称“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的周舍为什么要娶美丽的宋引章,原因自不待言;至于宋引章为什么竟也看中了周舍而宁愿毁弃与安秀实的婚约,则很值得注意。她第一是看中周舍的财产和衣饰,觉得安秀实太穷,说什么“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对儿好打莲花落”,只能做叫化子要饭了;第二是看中周舍的虚情假意,因为周舍能在夏天为她打扇,冬天为她暖被,还能时时为她张罗衣服钗环。这两个方面,说来说去,都是外在的表象,因此完全不能保证他们婚姻的幸福。赵盼儿早就预料:“你道这子弟情肠甜似蜜,但娶到他家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早努牙突嘴,拳椎脚踢,打的你哭啼啼”。事实完全证明了赵盼儿的预料,也证明了“可意”、“相知”原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不可缺少,而追求外在的虚饰标准又是多么有害。

    由于宋引章没有把内心的沟通作为择夫的标准,因而很快就吃到了畸形婚姻的苦果。她得到的,不仅是肉体上的摧残,而且还有精神上的扭曲。周舍妄图用棍棒和诽谤,按自己的需要把她搓捏。请看,周舍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妻子的:

    我为娶这妇人呵,整整磨了半截舌头,才成得事。如今着这妇人上了轿,我骑了马,离了汴京,来到郑州。让他轿子在头里走,怕那一般的舍人说:“周舍娶了宋引章。”被人笑话。则见那轿子一晃一晃的,我向前打那抬轿的小厮,道:“你这等欺我!”举起鞭子就打。问他道:“你走便走,晃怎么?”那小厮道:“不干我事,奶奶在里边,不知做什么。”我揭起轿帘一看,则见他精赤条条的,在里面打筋斗。来到家中,我说:“你套一床被我盖。”我到房里,只见被子倒高似床。我便叫:“那妇人在哪里?”则听的被子里答应道:“周舍,我在被子里面哩。”我道:“在被子里面做甚么?”他道:“我套绵子,把我翻在里头了”。我拿起棍来,恰待要打,他道:“周舍,打我不打紧,休打了隔壁王婆婆。”我道:“好也,把邻舍都翻在被里面!”

    这段介绍,不能看成是一般的插科打诨。关汉卿在这里又显出了他的天才:不须别人评判,观众从周舍自己的话语里就能立即知道他在说谎、在诋毁、在诽谤;周舍在控诉宋引章,但观众却立即从这种控诉中感受到了周舍的无耻和宋引章的可怜;这段话几乎是一段令人捧腹的笑话,但当人们联想到宋引章是如何背弃安秀实的婚约、母亲的阻止、赵盼儿的劝说,满腔真忱地投向周舍的怀抱的,就不免要替这位痴心的姑娘难过,就不免要在笑声中加添些许辛酸。总之,人们看到,由于宋引章择夫标准的偏差,从她一上轿开始,就走上了通向极度痛苦的路程。宋引章的性格和道路都是悲剧性的,因此,当她出现在喜剧中的时候只能充当配角,来反衬赵盼儿正确的婚姻观念。

    关汉卿把《救风尘》写成喜剧,正是要正面张扬一种在他看来是正确合理的婚姻观念和婚姻生活,这就比一般仅止于“不幸结局”的爱情悲剧有进一步的积极意义了。关汉卿让赵盼儿成为胜利者,也就使得他所推崇的那种婚姻观念获得了有说服力的艺术呈现。这种呈现在元代的现实生活中无疑也是理想化的,但正因为如此,它又能对现实生活起到启迪作用。不错,赵盼儿是有着鲜明而完整的个体性格的艺术典型,绝不仅仅是一种观念的化身;但是,任何性格都会有其独特的社会规定性,仅仅抽绎出“泼辣”、“机敏”、“正直”等性格特征,完全不能概括赵盼儿的形象,也无法把她与其他形象区别开来。她是一个溶铸了特定社会观念、特别是婚姻观念的完整性格。在她的身上,人们理应看到比一般的性格特征更多的思想内涵,或者说,看到和性格特征互相包容的社会意蕴。

    无论是《望江亭》还是《救风尘》,都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理想化的爱情观念和爱情结局赐加于人间,赐加于人间污浊的所在。但是,对于元代其他某些剧作家来说,他们不愿、或无力把自己的爱情理想与黑暗的现实环境直接联系起来进行表现,因而就编写出了一些神话、传说题材的爱情剧目,以求挽得森远的仙水,来洗涤人间的污浊,来清亮人们的心灵。《柳毅传书

    》和《张生煮海

    》就是两出有代表性的神话爱情剧。这两出戏,都写了人与龙女相爱的故事,当然是幻想的,但都很美好。它们也表现了爱情路途上的种种险阻,甚至出现了翻江倒海、焰腾波沸的景象,十分惊心动魄,但最后都以喜剧性的大团圆结束。这就以特殊的强度,展现了元代人民对美好爱情的热烈追求。

    在《柳毅传书》中,书生柳毅初遇龙女时,龙女正陷身在一种极其不幸的婚姻生活中:她的丈夫垂青于婢女,丈夫的父亲却对她进行贬罚。柳毅路见不平,就答应了龙女的请求,千里迢迢给龙女的父亲洞庭君送信,让这位父亲了解女儿的处境,前来搭救。待到柳毅办了这些事,龙女也从不幸的遭遇中挣脱出来之后,他们俩很自然地产生了爱情。但对柳毅来说,这种爱情又与他侍养老母的使命有矛盾,只好放弃了爱情,回到了母亲身边。这似乎又要构成悲剧了,然而神话毕竟有自己特殊的本事,龙女一家竟施行法术,让龙女暂时变作一个民女,挽请媒人与柳毅结婚,待到真相大白,自然皆大欢喜。这出戏,虽然神奇诡谲,却包含在浓厚的人间气息。首先,它围绕着龙女的两次婚姻,对两种婚姻形态作了明显的对比,否定了那种门当户对(第一次婚姻是“龙的家族”的结亲)、但互不相知的婚姻,肯定了那种虽处两个天地、却经受过风波考验的结合;其次,它还力图把美满的婚姻与其他家庭伦理义务结合起来,使母子关系的老家庭与夫妻关系的新家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显而易见,这是立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土壤上所作出的一种追求。再大胆的爱情理想,也不能全然脱离滋养这种理想的土壤,《柳毅传书》就是一个例证。

    《张生煮海》的情节要比《柳毅传书》简单。在这出戏里,龙女的情人是青年勇士张羽,他月夜抚琴,引起龙女的爱恋,两下定下了婚事。但是,处于热恋中的张羽终于得知,龙女乃是龙宫之女,她的父亲东海龙王十分狠恶,他们的婚事不可能成功。面对这一残酷的事实,张羽还不愿退却,他深信他与龙女是互相中意的,很有缘分,因此他求得仙人的指点,决心把东海煮沸、煮干,逼得龙王不得不同意他与龙女的婚事。最后,张羽果然如愿以偿。这出戏的惊人之笔、动人之力,无疑在于煮海一节。只要遇到一个真正中意的人,就要尽心相求;只要订下了两下合意的婚约,就要拚死实现。即便需要把浩渺的东海煮干,也在所不辞。这种决心和气魄,是令人感动的。诚然,夸张得近乎荒诞,但正是在这种夸张和荒诞中散发出一种巨大的情感能量,使人领悟到:在封建社会里,两下中意的婚配是何等难得,而这种婚配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价值是何等昂贵。《张生煮海》与其说是为人们展现出了一个热气腾腾、激波翻滚的神话天地,还不如说是为人们展现出了一个热气腾腾、激波翻滚的情感天地。它所提供的喜剧性团圆,包含着悲壮的追求、不计成败的拚搏,因此,它所构造成功的,是一个很有情感力度的团圆之梦。

    应该深深地赞美元代的剧作家们。他们在中国戏剧繁荣之初,把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理想之一——有关爱情和婚姻的理想,作了如此丰富、如此瑰丽的表现!西厢月色,夜半江风,洞庭碧波,东海狂澜,都可挽来作为爱情理想的陪衬;书生痴情,丫环热忱,烟花啼泪,龙女怨愁,都可唤来一起铺就通向爱情理想的道路。可以说,即使仅止于元代,这个理想,这条道路,也已经被戏剧家们点装得无比绚丽了。

    谁能说,这比之于封建道学家们写下的大量有关家庭伦理的著述,有半点寒伧之感呢?谁能说,这不能展现古代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一角呢?

    梦,包括团圆之梦在内的一切美好的梦,以其富有魅力的温煦,伴随着中国人民度过了无数黑暗而寒冷的岁月。从元代以后,广大中国人民已无法离开戏剧这种似真似假的艺术梦境了。